五分钟前，我收到燕窝大姐姐的妹儿，她说“诗生活”要搞什么“年终总结”，夸奖我“创作甚丰，不能少了你那份”。我很开心，都是我没留意我们的“广告”——我还真想简单总结一下。
往后拉，到2002年12月，大概中旬的样子，我开始写一首漫长的诗歌《5号女生楼：张小雀与我》，我不知道能写多久，也不知道能写多长，就那么写啊写，我觉得我和这个女孩又在诗歌中重新爱了一回，哭了一回。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做记者，稿子没写出来，诗歌却越写越长。下班以后别人都走，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加班写诗，走的时候拉掉电闸，楼道里黑得好象有鬼，从三楼摸到一楼，终于看见天光了，恐惧瞬间消失。
《5号女生楼：张小雀与我》写得我很辛苦，记忆能苏醒的都苏醒了，我就去翻看陈年的日记，那些日记使我完成了这首长诗，它一直长到2003年大概1月底才结束。那些下雪的日子，我坐在回管庄的公交车上，那么多的人拥挤在一起，我的脑子里全是张小雀的影子，真的想放下来不写了，回开封去看看她，再抱抱她。
这首诗歌写完之后，我在“榕树下”的“诗路花语”连载，认识了一大堆可爱的朋友，他们都喜欢“张小雀”，都惊讶“叙事诗”可以写得“那么好看”，当然，在辛苦和艰难的背后，我是陶醉的。接着我整理了一下在“诗生活”一块儿发出来，点击量让我头疼，也没几个人回答。我就在想，“诗生活”奶奶的都是大师，看来我的长诗不怎么样。这首诗歌我没有放弃，就像一个农民不放弃自己付出汗水和力量的一大片庄稼地——我一定要收获，哪怕仅仅是一个“好”字。我就连续贴，以至燕窝说我把这个诗歌当成了“求偶启事”，哈哈，但燕窝是喜欢的，是她推荐了这首长诗，收进了《诗生活月刊》里，具体第几期，我忘记了。
2003年2月开头的两个日子，也就两个完整的夜晚，我在天津写下了《裂缝园》，一边写一边硬，想和全天下的女人做爱。一边写一边哭，觉得人在这个只能活一次的世界上，真他妈悲哀。我看过很多关于“性交”的诗歌，那些东西肤浅而畏缩，装孙子，我很讨厌那种被情欲折磨和压迫的夹杂着中国几万年各种“文化”的“道德”的嘴脸。我写这些诗歌不为什么，突然间想写了，里面有幻想也有现实，有希望也有绝望，有野心，也有兔子一样卑微的灵魂，有纯洁，但绝对没有肮脏。
我不想多说《裂缝圆》的所谓意义，它的意义，一年来被很多朋友用各种态度各种嘴巴吐过，尝过，但我知道，它始终都是我自己的。我一直以为我写了这组包含30个小诗的组诗是我一生的荣耀。或者是我一生一小块儿荣耀。我很爱它，它是年轻的，愚昧的，沉稳的，迷茫的，撕裂的，完整的……
接着我就写些小诗歌，走在大街上看见乞丐，看见性感女人，看见大楼和小车，人民的好生活，我回到家里就要“抒情”，我需要不断地这样“抒情”，只有这样，我才会活得很好，不会老想着过马路时正好被卡车撞死。那些小诗的名字都忘记了，或许多年之后我会拿出来看，这是什么啊，这。但就像一件又小又旧的衣服一样，它们毕竟在当时给了我温暖和抚慰。
转眼到了今年春天——外国的战争和全世界的“非典”。我闷在家里，我的女朋友镜镜在天津每天往北京给我打两个长途电话，命令我必须闷在家里，她哭着说：“你死了我怎么办啊！”，听她这么说，我也哭了。
在家思念镜镜的那段日子，我开始写《“非典”时期的爱情》，一首接一首的写，后来就成了组诗。到了5月，瘟疫跑远的时候，我跟在瘟疫的屁股后面坐火车跑天津找镜镜，她在天津站接我，在路灯下，她不愿和我接吻，她说观察一下，你是从“疫区”来的家伙。第二天我们去河东公园放风筝，她把风筝放上天，躺在草地上睡觉，她把绳子交给我，她说在她醒来之前我不能把风筝拉回来。其他人的风筝缠在了树上，肥胖的中年男人不再灵敏，爬不上树，到处急着找棍子。天特别的蓝，一丝云彩都没有。我又哭了。
我在诗歌和泪水中度过了2003年春天。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为你们祈祷。
到了夏天，我开始坐在北京管庄的小屋里写长篇小说，那些度过的生活，整日纠缠着我，它们对我说：“记住我吧，我存在过。”我说：“好的。”那些汗水如河的白日和夜晚，我敲打着破旧的电脑键盘，总觉得明天就能完成，可是总也完不成。有些记忆需要躺在床上两个小时才能隐约想起。有天我发现小说完成了，粗略算计了一下，有30万字左右，我哈哈笑着说：“我胜利了，我的过去，我的用文字收拢在一起的垃圾。”照镜子的时候，突然不认识自己了，这是谁啊——满脸的胡子好象头发一样茂密，瘦骨嶙峋，是野人吗？
诗歌在写小说的日子成了空白。
看看人是何等的渺小。你在南京的时候无法在北京。毛泽东爷爷解放全中国十几年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正努力扩大自己，诗歌，我的爱人，回来吧。我又开始写诗了。我发现我除了诗歌和爱人什么都没有。我开始写小诗，每个小诗加一副题“献给一无所有、一无所是，我的青春”。写啊写。我在这些小诗中度过了秋天。势不可挡，我走进了冬天。
12月的时候，我数了数这堆小诗，大概有300首了，唐诗精华的总数，比较吉利。我像收藏古董那样，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小诗歌，它们像无数个小小的明亮眼睛，彻夜将我照亮。我想了想，我再想想，我真开心呐。
“2004新年诗歌朗诵会”在北京朝阳文化馆举行。叶文福老先生使我震惊，他不是在朗诵，他是在“革命”，念到最后一句时，他眼看不行了，倒在了台上，有个摄影师也倒在台上拍摄他悲壮的表情。我们的叶老先生似乎被时代遗忘了。我眼中全是泪，却没有流出来。
朗诵会结束后，我的诗人朋友雷炎叫我一起去喝酒，就在小庄的一家东北菜馆，同去的还有诗人树才、祁国、林童，还有另外两个陌生的朋友。那天晚上我用去大量的时间谈自己的小说和诗歌创作，搞得祁国居然有些好奇，他说他要去网上看看我的《被高潮控制》，他建议我写下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用他为我取的小说名字《做爱不关门》。我们哈哈大笑。树才和林童说话声音不大，犹如佛祖，他们讲起了海子和顾城——两个远去的再也回不来的孩子。凌晨的时候我们在菜馆门前分别，紧紧地相互握手。
就在昨天晚上，我坐了24站地，来到了清华大学西门外的“路尚”咖啡屋，雷炎的长头发刮光了，自称是马雅可夫斯基。我仔细看看，并不知道他到底像不像马雅可夫斯基，我没看过那位大师的肖像。他逼迫我承认他像马雅可夫斯基。我只好说，你形像而神不像。他对我的回答也算满意，就不再说什么。我来是参见小型诗歌朗诵会的。
主办者是可爱的春树妹子。参加的人有“橡皮”的张三他们，还有“春树下”论坛的一些朋友。春树穿着红色的完全露肩的肥大的裙子。我问她，你冷不冷？她说，不冷。春树坐下来和我说话，我发现她的眼睛充满了水，一不小心就会流出来的样子。我喜欢这个小女孩。她请了一帮乐队的朋友去吼叫，我耳朵都聋了，春树大声对我说：“就应该叫出来，这样才爽！”
我朗诵了我的两首小诗，一个是从《裂缝园》里选出来的《看不见的燕子》，一个是刚写的关于做爱的《再深再深》。我的长头发遮盖了眼睛，昏黄的麦克风前，我几乎看不见纸上的字迹。听朗诵会的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有一个中年烫发的女人坐在最前面，我读的时候就面对着她。柜台前还站着一个美国中年男人，他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他也许懂中文，但不知道他懂不懂中文诗歌。
朗诵完后，下面又是乐队演出，我和累炎告别春树他们，离开了那里。
我们坐公交车回家，终点站是前门，却不是家。雷炎一直大声地对我诉说他的诗歌观念，他对人类的爱和仇恨。他看到，他就说出。有些坐在前面的人下车时回头看他，他觉得很荣幸。车窗外的夜到处都是灯。雷炎越说越激动，西方的那些大师从他嘴里交叉喊出，他说他的生活和他的灵魂跟那些大师一样。车到天安门，他看着窗外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啊！”
在前门下车后，我们跳过栅栏，走在梧桐树和高大的路灯下。
他看见一对男女从对面走来，男的是一瘸子。他说，看到了吗？都是悲剧，到处都是悲剧！他仰天大喊：“悲剧，悲剧，悲剧，全是悲剧，人是一个悲剧！悲剧！”我想起了歌手朴树的歌儿《旅途》，我大声唱起来：“……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分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雷炎把我送到地铁站口，他张开肥大的胳膊，我们壮烈地拥抱，再拥抱。我们说再见的时候发现对方的眼里亮闪闪一片。
而2003年就这么完了。2003年度过的生活和写下的诗歌也完了。我前些天写下了一首诗歌，题目就叫——
《2003年就这么完了》
2003年就这么完了
再过半个月就是2004年
那些重要的
也是容易腐烂的
大自然制造的一切
就这么袭击了我
让我一边高潮一边痛苦
让我一边幸福一边
失去很多岁月
破旧的地铁在轰隆轰隆地开着，我不停地给镜镜发短信，我麻利地打出一行行的字，发送。“宝贝儿，你睡着了吗？我坐地铁回家，在路上”、“宝贝儿，深夜的最后一趟车，人很少，许多坐位都是空白，我想你，我爱你”、“宝贝儿，我在大望路下了车，准备步行回管庄，大概二十公里，夜很长，我能走回家……”
2003年12月29日，在北京“明月苑”网吧嘈杂的人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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