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般的品格，海潮般的信诚
——从与诗人李芳、白采的交往品朱自清先生的为人
曹聚仁先生在《哭朱自清先生》（收入《听涛室人物谭》P22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初版）一文中回忆说，1920年秋，朱自清、俞平伯两位先生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等都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
当时，还有一位与曹聚仁先生同在“一师”学习的同学，他就是李芳，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子。
1923年，朱自清先生离开“一师”，去温州教书。不久，李芳“从故乡平阳出来”，带来一本自撰的新诗集《梅花》，请先生删改并作序。因忙于他事，朱自清先生当时并未动手。1923年8月，李芳因患急病亡故于上海。得此消息，朱自清先生“虽悔莫追”，遂动手删改，然后作了这篇感情真挚的《<梅花>的序》，刊于1924年4月7日第116期《文学周报》：
平平的生，不如无生。
你看那无知的海潮，
他们至少也要留些痕迹在岸上呢！
——一夜——
正如海潮留了痕迹在沙滩上，李无隅君留下这一卷诗在人间。当海潮还是一日两度的来着，李君却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卷诗是他二十年来仅剩的痕迹。我们覩物怀人，怎不兴无穷之感呢。李君本是我在杭州第一师范时的学生。去年我来温州教书，他从故乡平阳出来，将他的诗集叫《梅花》的交我删改。我因事忙，隔了许多日子，还未动手。而他已于八月间得了不知名的急病，于一二日内死在上海！我不能早些将他的诗修改，致他常悬悬于此，而终不得一见，实是我的罪过，虽悔莫追的！”
据这篇序，李芳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家里从前殷富过，后来却衰落了。为了求学，李芳吃了不少苦，“因病及其他的缘故，不能安心在一处读书，”五年中换了五个学校。然而，“在这辗转彷徨中，他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这就是求爱。”
从序文中所引诸李芳诗看，恋爱的不成，现实的晦暗，希望的渺茫，大概都在交替伤害着他。种种愤懑、感伤，发之于诗，调子便忽而激昂，忽而低迷，如序中所引的这半首《错误》，便表露了他的低迷情绪，且充满不祥气氛，有如谶言：
我将拼却我底一身给痛苦压碎了！
我只得佝偻着我底背，踯躅着我底两脚，
一步一步地
把他负着向不可捉摸的“死之宫”里去了。
倪焕之那样算得上坚强的，也被社会吞没；像李芳这样有追求的人，也不知被社会扼杀了多少。求爱不成，或许是其早逝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恐非主因。
在这篇序文的末尾，朱自清先生写道：
抄录这一卷诗，给它编了目录，又供给我许多关于李君身世的材料，我感谢林醒民君！他是一个最忠诚的朋友！
一九二四·二·二三·于温州
林醒民是李芳“最忠诚的朋友”，朱自清先生又何尝不是呢？因忙于教学、写作及其他杂事，不能及时删改李芳诗集，这是可以理解的。李芳虽不幸病故，也算不上朱自清先生的“罪过”，他却“虽悔莫追”，然后抽时间删改诗集并作序，这不是很令人感动吗？（另，这篇序文亦可见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朱自清散文》下卷P133，但文末的几条注释被删去了。）
可是，在这篇序文发表之前，很多人并不了解朱自清先生的这件工作。因此，造成了与诗人白采的误会。
白采对李芳的诗比较欣赏，希望它能早日出版，而他又与俞平伯先生有过书信往来；同时，因曾与朱自清先生一同在“一师”任教，李芳也算俞平伯的学生。因了这些机缘，当朱自清先生正忙于删改李芳诗集时，收到一封俞平伯先生转来的白采来信，得以初识同李芳不无相似之处的白采：
“‘不打不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讽刺我的话。”
（《背影·白采》，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初版《朱自清全集》卷一P671）
白采的讽刺，当时让朱自清先生有些不快，但他知道这只是误会，自己又无愧于心，便给白采去信解释，虽久不见回信，也没做计较。（据《白采》一文转述）
1924年3月，即这篇《<梅花>的序》写出至少一周以后，某日，朱自清、俞平伯二位先生同去宁波，在火车中，朱自清先生读了白采的长诗《羸疾者的爱》，“觉得大有意思”，从此与白采消除误会，成为朋友：
“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给我看。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 （《背影·白采》）
“函告白采”的，大约就是后来刊于1925年8月23日187期《文学周报》的《批评<羸疾者的爱>的 》，署名平伯：
白采先生：
我在此有机缘评读尊作，不得不引为真的荣幸。……三月间游甬道带给佩弦看。……我们在驿亭于宁波间之三等车中畅读之。佩弦说，这作品的意境音节俱臻独造，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
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自西湖俞楼寄。
俞平伯先生此信，写了许多对《羸疾者的爱》的溢美之词，可见他对此诗的喜欢。据《白采》，当时朱自清曾对俞平伯表示想为此诗写评论，俞平伯后将此事函告白采，但朱自清忙于他事，终未得闲。以后，白采曾来信询问，朱自清回信表示“就要做的”。等到1926年夏天，朱自清先生终于动笔，才写出一页，就听到白采的死讯：
“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 ，说白采死了……。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
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背影·白采》）
1923年8月，学生李芳早逝，不及看到其诗稿出版；将近三年后，友人白采复骤别尘世，又不及见到自己想看的诗评。
这两个人的死，虽皆非朱自清先生的过错，他却同样从心底里感到歉疚。于是，他怀着对亡友的思念，开始继续写作《白采的诗歌》，至1926年8月27日写完（收入《你我》，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初版《朱自清全集》卷一，P224）；然后，又写出一篇感情真挚的回忆散文《白采》，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与歉疚。
现在，想要看到白采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在第102期《文学周报》上，找到他的一篇杂文《一个银币》（1923年5月28日作），笔锋比较犀利；在第112期《文学周报》上，又看到一篇他的小说《我爱的那个人》（1923年7月21日作）。
至于白采的诗歌，可以在朱自清先生的那篇《白采的诗歌》中看到片断。据文中介绍，1925年曾出版过《白采的诗歌》，但它只是《羸疾者的爱》的一部分。从文中所引《羸疾者的爱》来看，其中藏着谶言般的、师承尼采的诗句：
除了自我毁灭，
便算不了完善。
更有能展现出作者品格及追求的诗句：
我是不愿意那相贼的敌视我，
但也不愿利用的俳优蓄我；
人生旅路上这凛凛的针棘，
我只愿做这村里的一个生客。
这四句诗，比前引李芳诗要完善得多，从中可略知白采的才气。尽管白采至今还算“一个生客”，但能够在身后得到朱自清先生的长篇诗评，绝不算枉交了朱自清这个朋友。
现在接着说李芳诗集《梅花》的出版问题。
虽然朱自清先生早在1924年2月便将李芳诗稿整理完毕，却找不到肯出版的商人，“不幸碰了四回壁”，出版的事只好一拖再拖，直到1928年，才有“开明书店主人”表示愿意出版：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1924年2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无隅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上。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的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谢，……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背影·<梅花>后记》，江苏教育版《朱自清全集》卷一，P77）
这里提到的1924年2月序，即刊于1924年4月7日第116期《文学周报》的《<梅花>的序》，不过，由于《文学周报》前后共有三个刊名，凡是提到它的人，都有可能出错，朱自清先生竟然也不例外。《文学周报》出至第116期时，正式的刊名已经是《文学》了，虽然报上同时有“原名《文学旬刊》”的字样。
这部《梅花》的出版，竟然如此不易，倒也不难想像，因为李芳根本没有名气，写的又不是“法门寺”之类的准诺贝尔作品，或者“密码”之类的畅销小说。可是，他的家境如此贫寒，以至死后棺木一连在上海停放四年，却是我难以料到的。
据这篇《<梅花>后记》，为了能得到护送棺木回乡的运费，李芳的父亲、友人林醒民只有等待《梅花》早日出版：
“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背影·<梅花>后记》）
看到这里，我很奇怪。既然运费“不过几十元”，就算朋友们一点点地筹集，也不至于在四年之后还凑不齐。没人肯出这笔钱，还是他的父亲不肯接受？这些，如今大概都说不清了。
为了《梅花》的出版，朱自清先生又碰了怎样的“四回壁”呢？或许，这些也都是不堪说的。总之，为了这部诗集，朱自清先生的确做了许多努力。所以，当获知其终于可以出版，才提起笔，回顾此事的前前后后。按理说，至此，这个多年的心愿已经了却，本该欣慰才是，可在这篇《<梅花>后记》的末尾，朱自清先生将笔锋略略一转，又将自己及读者的思绪由诗人的不幸，引入国家的不幸。面对国仇家恨，“最好的日子”，却也泛着“秋意”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象有几分秋意似的。
1928年5月，国耻纪念日”
这个“国耻纪念日”，是哪一天呢？有过这么一天吗？查了《辞海》，我才知道，1915年1月18日，一个日本友人曾向袁世凯提出过什么“二十一条”。后来，日本友人又将同年5月7日作为“最后通牒日期”。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终于想通了，承认日本友人的话比较有理。再后来，北方各省以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别的地方，则说这一天是5月9日。
既然朱自清先生当时在北京，这篇文章大约就是1928年5月7日所作了。记得，那个什么“二十一条”，过去在学堂里也曾背诵过的：
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
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允许给日本建造湖北、江西、广东之间重要铁路以及日本在福建投资、筑路、开矿的优先权。
后来的内容，却全不记得了。这种八九十年前的老话，忘了更好，我该一个字都不记得才对。还是接着说朱自清先生吧。
从朱自清先生与诗人李芳、白采的这两段交往经历看，无论普通学生还是朋友，凡需要帮助的时候，朱自清先生都能够襄助到底，实在算是一个忠诚的朋友。
当初，学生李芳找他删改《梅花》并作序，他完全可以以事务繁忙为由推辞，然而，他却应承下来，哪怕对方只是自己的一个普通学生。李芳病故，他又主动为其删改诗稿，并为《梅花》的出版而奔走四年之久，直至得到它将要出版的消息才罢手。如今，有多少老师肯为一个家境如此贫寒的学生而奔走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为朋友这样奔走呢？
再想想朱自清先生为白采写诗评一事。尽管白采误解朱自清先生在先，但当发现白采的诗歌非常可观时，朱自清先生却表示愿意为它写一篇评论。如今，又有多少文学家有这样的精神呢？虽然这篇评论迟迟未写，但写评论既非对白采的主动承诺，不能早日写出也是可以理解的。白采死后，朱自清先生尽心尽力，将这篇评论写出，完成了这个不是承诺的承诺——如果不是一个忠诚的朋友，能做到这一点吗？
所以，我最后想借李芳的诗集名与他的一首诗，表达对朱自清先生的敬意：
梅花般的品格
海潮般的信诚
21:31 04-8-19肖毛
标签： 关于梅花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