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方面的影响。朱熹父亲朱松在任石井税监时，就兼注讲学、教士等事，当地的“鳌头精舍”，就是他讲学的地方。朱熹来任同安主簿及其后两度重游泉州（54岁及61岁），足迹遍及泉州治下的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等县及当时同安县治下的金门、厦门等地。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职兼学事”，特别重视教育，为同安争取教育经费，修县学，建“经史阁”（县学图书馆），亲自讲学；又访问其父遗迹，讲学“鳌头精舍”。（以后朱熹儿子朱在任泉州通判，又主持修建“精舍”为“石井书院”，成“三代过化”之功）此后因与知交傅自得、陈知柔两位学者交游，又讲学泉州多处书院。据后人考证，南宋泉州的十二所书院，朱熹亲自创建并讲学过的有三所，即小山丛竹书院（泉州）、九日山书院（南安，与傅自得合创）、燕南书院（金门），九日山书院所立的“五教条目”，即为后来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基础；他讲学过的有四所，即杨林书院（南安）、石井书院（晋江）、凤山书院（安溪）、岩峰书院（永春）；受他影响或为纪念他而建的有五所，即泉山书院（泉州）、清源书院（泉州）、龙山书院（惠安）、科山书院（惠安）、文公书院（同安）。据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所载，朱熹在泉州属县的著名弟子，有同安的柯翰（国材）、许升（顺之）、陈齐仲、徐元聘、王力行（近思）、徐应中、许景阳（子春）；晋江（包括州治泉州）的杨至（至之）杨履正（子顺）、高禾（颖叔）、林峦、王宾；南安的李亢宗（子能）、黄谦；永春的陈易（後之）；惠安的刘镜（叔光）、张巽（子文）、黄巖孙（景传）、刘叔文、（籍未详，疑与叔光同县）等人。此外，如傅自得之子傅伯成，陈知柔之侄陈朴、陈模，莆田陈俊卿之子陈宓，也是朱熹的著名门人。他的福州高徒黄干，漳州高徒陈淳，建宁高徒蔡沈，浦城高徒詹体仁，他们的著作和讲学，对闽南的文化、教育，也有直接影响。陈淳的再传弟子南安吕大奎和三传弟子同安邱葵都是从祀过朱祠的重要人物；詹体仁的弟子真德秀，两知泉州，对泉州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极其巨大。由于朱熹本人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在教育方面的积极开发，泉州在南宋中举、中进士的人，比之北宋成倍增长。
对学术方面的影响。明清科举所定《四书》、《五经》的注释本，其中《四书》及《易经》、《诗经》为朱熹自注；《书经集传》为其弟子蔡沈所注；《礼记集说》为黄干三传弟子陈澔所注。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所举朱熹在泉弟子，论述《四书》、《五经》的著作也很多；而陈知柔所著《春秋义例》、《论语后传》、《易本旨》，黄干所著《续仪礼经传通解》，陈淳所著《四书性理字义》、《论孟学庸口义》，陈宓所著《论语注义题答》、《春秋三传抄》、《读通鑑纲目》，吕大奎所著《春秋或问》、《易经集解》，邱葵所著《周礼补亡》、《易解疑》，真德秀为泉州士子所编诗文选《清源选集》等尤有名。闽南士子的治经与治理学，遂成为经学中的“宋学”、理学中的“程朱”学派的重镇。
延及明清，上述学风继续发展。明代以蔡清为首的众多《易》学家的结集治《易》和著述；蔡清著《四书蒙引》，林希元著《四书存疑》，陈琛著《四书浅说》，苏睿著《四书达说》；王阳明的“心学”盛行时，惠安的张岳亲与王氏辩论，并著论反驳“心学”与维护“程朱理学”；清代李光地著《周易折中》、《周易通论》，编《朱子全书》、《朱子礼纂》、《性理全书》等，对程朱派经学、理学的发挥可为代表。
这种学风的昌盛，也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影响闽南地区经学中的“汉学”及在清代的考据学不发达；其二，明代李贽反对“程、朱理学”的“伸天理，抑人欲”之说，为人民合理的“私欲”呼吁其正当性，则是从反面补救了这一“理学”的片面性，而使我国古代的 “人性”论再向“一元”的趋向发展，起了相反想成的作用。
对民风士气的影响。朱熹及其门徒，在闽南宣扬孔孟的仁义忠孝道德，宣扬理学的修身养性，宣扬古代的礼教，对于泉州等地人民纯朴忠厚民风和道德水准的提高，当然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泉州一时有“海滨邹鲁”之称。他流传描写泉州的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滿街都是圣人。”有两种解释：一是把“圣人”指佛教徒，因为古代有“佛者西方之圣人”的话；一是把“圣人”指崇奉儒家圣贤教诲的人。若从后解，则朱熹自己对泉州的民风亦备加赞美。至于对发扬“士林正气”的影响也很显著。朱熹弟子傅伯成、陈宓，为官既爱民利民有惠政，立朝又大振朝纲正气。《宋史》本传称伯成：“纯实无妄，表里洞达，每称人善，不啻如己出；语及奸人害正，词色俱厉，不少假借。” 称宓：“天性刚毅，信道尤笃。……自言居官必如颜真卿，居家必如陶潜，而深爱诸葛亮身死家无余财，库无余帛，庶乎能蹈其语者。”其三传弟子吕大奎，拒签降表，抗元不屈，为国殉难；四传弟子邱葵，冒险帮助吕大奎被捕时一度逃脱回家收藏自己的著作，国亡不仕，以耕钓为生，隐居著书。可见一斑。
其它影响。如（1）朱熹在泉州一系列的题詠诗、联、匾额和石刻，表彰泉州的历史人物，描写泉州的山川美景，也丰富了泉州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文化积淀。（2）朱熹及其门人在泉州漳州等地大量刻书，对泉州的刻书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也有所促进，吴堃《泉州的木板镌刻与书坊》一文可以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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