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机理如何打破：一个乡村社区变迁的启示（二）
孙远东
可以想见，“筵席业”不仅严重毒化当地的社会风气，彻底瓦解残存的一点乡村伦理；而且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对这个社区而言，这也是一种“饮鸩止渴”、“割肉补疮”的行为，不但不创造任何财富，而且每一次筵席都是以社会财富的净损失为代价的。我们可以简单算个帐：每一次筵席如果能收取一万元（当地仍比较贫困，礼金一般是三、五十元，人们已经不堪重负了），至少有一半是成本（当然主要是吃喝掉了），当事人能赚取五千元，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合算的。但不要忘记，乡村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在人情的笼罩下，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之间都是N次的博弈关系，按照礼尚往来的规则，当事人在未来可预期的一个周期内，要分批次向其他博弈方支付一万元，实际上亏损5千元（封闭、落后的乡村社区，资金的收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从个人、集体来说，摆筵席都是非理性的行为，但这个游戏一旦开始，就有它自身的逻辑，所有人都必须玩下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摆筵席已经不是为“敛财”了，而是自保，因为不摆筵席，损失更大，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使我想起，有人研究过的，民国时期，河南全省有三分之二的人沦为“土匪”，大多也是为自保计；还有顾炎武提到的明末时期，全国科举人数大增，有生员五十多万，其中有三十多万不是为入仕，仅是为“糊口”而已，因为有功名的士子可以免除一些盘剥。一个共同体一旦陷入这样的境地，对于局内人而言，用一句古话说只能“令人徒呼奈何”了。所以，我从乡民们那里看到不仅是无奈，还有抱怨、甚至愤懑。
可以说，Z村已为“内卷化”机理所主导，农业走到尽头，工商业无从谈起，“筵席业”则完全是“慢性自杀”。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机理如何打破呢？我的乡亲们还有更好的替代选择吗？
未来一段时期，对Z村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农业、工商业仍然一如既往甚或每况愈下，相信中国的中西部大部分农村也不会比Z村更好，这不是谁的错，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难题。尽管农工商业也存在“内卷化”问题，但似乎更复杂。这里暂只谈谈“筵席业”。
顺便补充一下。前两年，媒体曾报道改革明星、前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颁布“限桌令”，即干部办理筵席不准超过6桌，群众不能超过8桌，遭到网络媒体的挞伐和讥讽，认为是侵犯人权云云。其实，这一改革的背景就是“筵席业”的泛滥。Z村地处苏皖交界，毗邻宿迁，二者分享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市委书记或许无奈，只能出此下策了。当然，Z村的情形比之当时仇和面对的景象要严重的多。现在，据说“限桌令”被人们以分批次摆筵席化解。Z村没有“限桌令”的压制，但近一二年，根据我的了解，倒有了很大变化。变化的主要是筵席业难以为继了，很多人不玩这个游戏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地适龄人口尤其是成年男性的大量外出。实际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蔚为壮观了，只是Z村由于种种原因行动比较迟缓。人口的外出造成：一是一部分人直接退出这个游戏，二是一部分在外面的世界接触了不同的知识和价值观，即使回到村里，也对那套游戏产生本能的抵制。当这样的人达到一定规模，原有的游戏就玩不转了。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农民以自身特有的“理性”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的。比如，一户人家儿子结婚，他可能只会叫上自己的亲戚，小范围的摆上几桌。这样，他就可以有所选择的参加其他人的筵席，以致逐步退出全部游戏。其他人也会效仿和作出对等反应，游戏的规则逐渐改变，以至恢复应有的民俗性质。
至此，Z村的发展当然不能说走上一条良性的道路，但“内卷化”的机理已经打破，避免了更坏的结局。不难发现，打破这个机理自然离不开村民的理性选择，但原初动力是来自于外部，即人口的外流及与外部信息的交换。这就是Z村的变迁给我的启示。打破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卷化”机理的动力或许也只能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冲击。
韦森在其一篇经济史的论文中曾指出，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大致有三种“路径力量”在起作用，即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演进）和involution（内卷）。革命是一种间断性的、突发式或者说剧烈的社会制度的改变与更替，即从一种社会制度跳跃式地改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演进则是指一种连续的（往往是缓慢地）、增进性的、发散性的或沿革式的社会变迁（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社会秩序”）。与前两者相对照，内卷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体系或一种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其实，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两种模式，即演进和内卷，革命不是常规的演进路径，毕竟一个社会不能天天革命，革命是演进路径受阻时的突破动力，更是扭转内卷路径之必需的外在动力（中国传统社会的改朝换代不是革命，是如金观涛所说的“超稳定结构”发生功能紊乱时的自我修复机制）。事实上，以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更可能是一个人类历史的特例，是各种机缘巧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社会都能自行“扩展”出秩序来，尤其是陷入“内卷”的社会。按照哈耶克的经典见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但也如韦森多次说过的，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合作与扩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就好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内。原因何在呢?这一问题曾被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视作一个一直没有解开的历史之谜。布罗代尔的原话是：“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那种我毫不犹豫地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部门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展而占领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快速形成只可能在某些部门中发生，而没能发生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根据布罗代尔的这段话，秘鲁经济学家狄索托（Hemando de Soto）把那种被哈耶克所称作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被种种社会因素和机制所阻断和隔膜的社会安排称作为“布罗代尔钟罩” （the Braudel Bell Jar）。现在可以说，正是“内卷化”的机理造成这一钟罩迟迟不能揭开。从目前的文献看，哈耶克似乎对此并未认真考虑和深入探究，所以，不少论者认为，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内卷”现象是哈耶克的一个研究盲点。
既然如此，革命（revolution）当不可轻言告别，打破“内卷化”的机理只能依靠外部的动力。就如黄仁宇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已无法超越其自身的限制，中国社会的变迁只有等待“与世界潮流冲突”所提供的历史机缘来从头发动。这是历史，也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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