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王安石变法，我们就从《清明上河图》谈起。《清明上河图》不仅描绘了汴京的繁荣，仔细去看，它也揭示了富有者的奢华逸乐与贫穷人的辛勤困苦之状。这也就是伴随着北宋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矛盾。总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盛，北宋的社会矛盾也发展着，日渐激化。
神宗宰相王安石，早就看到了这一深刻的危机，他三十八岁那年，就曾上书宋仁宗，主张变法，抑兼并，以求富国强兵，然而未被采纳。
十年后，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年轻的皇帝见财力日困，国势日衰，很想振作一番，作个中兴君主。神宗遂不顾重臣的阻拦，破格提拨王安石，实行变法。
王安石新法，首先从理财入手，开始就设了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它是个统筹国家财政，制定和颁行新法的官署。据说这个官暑设立后，一年便省下冗费百分之四十。
王安石的新法重要的有下列几项：第一是青苗法，即由政府在新陈不接之际贷青苗钱给农民，以对付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其次是免役法，这是一种以免役钱代替服徭役的制度，无丁壮户也要出助役钱，这就减轻了丁壮农民过多过重的徭役负担；再其次是市易法，均输法，是调节物价，防止富有者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再其次是方田均税法，即丈量土地，整顿赋税，防止隐满地产，这主要是针对大地主漏税的；此外还有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等等，这些新的军事制度，是为了富国强兵的。
新法尽管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但却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高利贷者们的现实利益，因而首先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司马光，韩琦，吕诲，苏轼等等。后族与宫廷中的许多人也竭力反对新法。他们说，新法破坏了祖宗留下来的制度，扰乱了天下，弄得人心惶惶！连华山山崩，慧星出现，以及天旱不雨，都说成是王安石行新法的罪过，说他的新法干了天怒，王安石不滚蛋，天是不会下雨的。甚至，有个叫郑侠的大臣出来以头颅担保，罢去新法，赶走王安石，十天内天准会下雨，如果不验，情愿斩首。
神宗在一片反对新法的吵嚷声中有些惶惑动摇了。王安石却正气凛然，坚定不移，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对反对派进行了回击。
变法的工作仍在进行。但是推行新法在朝廷上得不到旧臣的支持。王安石遂起用一批年轻的官吏帮他推行新法，即所谓新党。
新党中如吕惠卿等，也是官僚，他们的心思并不在新法的成败，而想借推行新法之机，植党揽权。后来新党之间也意见不一，互相排斥。甚至吕惠卿反转来揭发王安石的隐衷，并拿出证据，说他有欺君之罪。新党分裂了，新法推行不力，旧党的反对也就更激烈了。这样，连支持变法的神宗最终也动摇了。
神宗一死，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她早就反对新法，曾经哭着要儿子神宗赶走王安石，恢复祖宗制度。现在她当政了，立即起用司马光做宰相，“旧党”又重新得势了。
司马光执政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把推行了十六年的新法几乎全部废止了。新党在朝者也几乎全遭罢斥。这一事件发生在哲宗元祐元年，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在江宁得知新法被全部废止，十分惊愕，不久这位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忧病而死。
现回到题主的问题。苏轼为什么反对对王安石变法，原因文中已提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苏轼与王安石各有千秋，苏轼的名气要大一些。从政治上看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家，更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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