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苏东坡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林语堂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
当我们看着滚滚而来、滔滔而去的江水，我们不禁会高声唱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当我们在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之时，我们不禁会深情的吟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我们在沉醉在西湖美景中时，我们会不禁想起“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当我们登高望远，在庐山顶峰，我们会记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些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都是出自苏轼之口。
自唐代大诗人李白写出“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后，其他“庐山诗”似乎都黯然失色，没谁能把李白拍在沙滩上，而苏轼，改变了这一状况。
苏轼由黄州赴汝州任团练副使时经过九江，游览了庐山。原先本来是打算不写诗的，但耐不住瑰丽的山水触发的逸兴壮思，于是写下了多首庐山记游诗，最后写了首游览庐山后的总结，写完后，他说：“恩，我要说的话说完了。”我们来看，他写的这首诗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诗中内容及蕴含哲理无需赘言，大家都熟悉。这首诗是“苏诗”中非常名的一首。然而世间更多的人知道他是个词人，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嘛。其实，苏轼首先是个诗人，他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多（人教版教材上说共四千多首，有的地方说三千多首），流传至今的有二千八百多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苏轼诗集》点校本，包括补编、他集互见，辑佚诗共2823首），且多为精品，甚至是千古之作，比如上面提到的《题西林壁》。他的诗，是宋诗达到最高境界的一个丰碑。那么，我们不禁想问，同样是为一代超级大诗人的李白，究竟他俩到底谁更厉害呢？别急，有位皇帝自有定论。
一天，大臣们又在议论苏轼，宋神宗问了句，众爱卿，你们来说说，我们的苏学士像谁啊？一人率先答道，像前朝的大诗人李白，他的诗无人能比啊。而后，神宗皇帝金口一开：“不对，李有苏之才，却无苏之学。”也就是说，你李白有苏轼的才气，但没有苏轼的广博的学识。（语载宋?赵葵《行营杂录》）
孰高孰低，不言而喻。那神宗皇帝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
苏轼，在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夏历十二月十七日生于四川眉山。据野史记载，苏轼出生时，眉山县原郁郁葱葱的彭老山里草木全部枯死，树的 “钟灵毓秀”全部灌输在苏轼身上，而苏轼在去世后，彭老山又回复了原态，焕发生机。（载宋?张端义《贵耳集》）
他的弟弟苏辙在一篇文章里也说，哥哥小时候常喜欢一个人跑到山丘里去，采采花草，喝喝山泉，乡亲父老们看见了，都以为是天上的小神仙呢。
苏轼家里面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所以常有鸟雀来这里筑巢、栖息，这么多的小鸟，苏轼和小伙伴们非常的高兴！而他的母亲非常善良，就“命令”小孩子们，不许捕鸟。小孩子们常给小鸟喂食，十分有趣。苏轼后来还写了一首名为《异鹊》的诗纪念这件事。母亲在家还教苏轼《后汉书》等，督促小苏轼学习。受宽厚、仁慈的母亲教导、熏陶，苏轼一生都善良无比。
苏轼小时候和喜欢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挖到块石头，形状象鱼，外表湿润，为浅绿色，很能发墨。就拿给严厉又博学的老爸苏洵看，老苏一瞧，说：“此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与形而（这是一方天然的砚台，具有砚的品质，只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因而赐轼（所以郑重的交给苏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事载苏轼《天石砚铭（并序）》）
这是雅趣。
等到苏轼十一岁时，进入了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当时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即“句读”），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轼也是，他抄过一百卷的《汉书》（又叫《前汉书》，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字数有多少？将近七十五万字！而他前后共抄过三遍，最后以至于每段中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全意而后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事载陈鹄《东坡抄书》）他还借着抄书，练习书法，所以他在书法方面也是大家。
他还发明了一种读书方法，叫做“八面受敌”法。意思是说读书，分多次来读（读多遍），每次确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掌握某一方面内容，不要涉及旁的问题。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读，书中各方面的内容都精通了，应对起来，便能够得心应手。比如吧，他读《汉书》时，列出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贷等若干方面，每读一遍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几遍读下来，对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把相关知识的书籍找来一起读，研究透彻。所以苏轼读的书非常之多，得到的知识自然也非常丰富。我感觉他的大脑就是个图书馆，容量超大，而要用时，也能随时拎出来。譬如，他后来担任翰林学士给皇帝起草圣旨（共计八百余篇，至今还在其《文集》内）时，引经据典，就显得游刃有余，写得文采翩然。
总之，苏轼博学。学问做得相当好，连神宗皇帝都非常喜欢他的文章，每次吃饭时停下来看书，太监们不用问都知道看的绝对是苏轼的。因为看时，皇上常赞叹，奇才啊，奇才！（见宋?王巩《随手杂录》）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三月，二十一岁的苏轼，就和父苏洵、弟苏辙（当时十八岁）进京赶考。顺利通过举人考试后，兄弟俩参加了次年礼部主持的省会，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翻译一下，就是：请论述古代君王惩罚奖赏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这不仅考验考生们写议论文的水平，还考验历史水平。苏轼考完回家后，老爸叫他把文章再写一遍给他看看。结果，老苏仔细看后，默默一笑，说道：“轼儿的这篇文章，看来已然是超过老夫了。”
果然，这篇清新脱俗的文章也被当时的主考官、文坛宗主欧阳修看重，决定列为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篇文章写得如此之好，肯定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曾子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写的，若判第一，难免会被说成徇私舞弊，所以忍痛将之判为第二。
待发榜后，欧阳修才知道自己错判了，那篇文章原来是来自小小四川眉山的小伙子苏轼写的。而曾巩却错得了第一，最后仁宗皇帝也知道了这事。
苏轼的文章那时就已经非常精彩，以至于他的恩师也就是当时文坛的宗主欧阳修先生写信对自己的朋友高兴地说道：“读苏轼的文章，真是感觉后生可畏，身上不禁冒汗，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要避开一条路，好让他出头！”（语载欧阳修《与梅圣俞》）他还和他的儿子说：“再过三十年，没人会提我的名字”（语载宋?李廌《曲囿旧闻》）果然，过了几十年后，真的没人在讨论欧阳修，大家口中说的，都是苏东坡。欧阳修当时政治地位高，又是文坛领袖，他说这样的话，苏轼能不出名吗？当然不能啊。因为高中，皇帝接见了苏轼，看过后回到宫内，对自己的皇后高兴地说到，我今天选了两个宰相之才，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辙，我现在已经老了，用不了他们了，留给子孙不是也很好吗？（语载宋?方勺《泊宅编》）
不幸的是在公元1057年，苏轼兄弟俩中完进士，母亲去世了，兄弟俩必须回乡服丧两年。
等到公元1061年，苏轼当了第一个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天的陕西凤翔）签判。签判就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太守是市长。而陕西是京城开封的隔壁，等于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做事，皇帝的用心不明而喻。公元1063年，仁宗驾崩，英宗继位。而英宗1067年就去世了，只活了三十五岁，当了四年皇上。1064年，苏轼在凤翔当了三年副市长后回京，担任职史馆，修改史书，写史书等重要的工作。当时他的上级兼同事是司马光。可是不幸，这年五月，苏轼妻子王弗小姐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第二年父亲又去世（享年58岁）。于是苏轼兄弟俩回到四川为父亲守丧三年。
熙宁元年东。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什么变法，大家都知道，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当了皇帝，为了防止武将谋反，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兵权于一手，还常常调换兵将，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当官的人非常之多，常常是一官多职，导致“三冗”（多兵、多官、多费），国家积贫积弱。正是这个时候，宋神宗即位。他意气风发，决心变法图强，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进行变法。
这时苏轼三年服丧满回京，担任殿中臣、直史官等职务。那么，苏轼同不同意变法呢？当然不太同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反对变法，但反对做法。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激励，应该要循序渐进。他还上书爱戴他的神宗，多次警告皇帝要悬崖勒马。形势异常火爆。苏轼这一系列反对变法的言论，王安石很不爽，变法派也在找证据，想要除掉苏轼。苏轼当时察觉，于是自请外放（到外地做官）。虽然神宗皇帝舍不得才华横溢的苏轼，希望他留下变法，当他知道不可能，于是批准了苏轼的请求，派苏轼去颍州任知州（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但宰相办公室的人却改为通判（副市长），有趣的是，神宗皇帝笔锋一转，派苏轼去杭州担任通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真是个美差啊。
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
一说到杭州西湖，我们会想到一首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尤其这两句我们都知道，实在是绝妙。
苏轼在杭州当官，还引出了非常多的浪漫故事。
一天，苏轼和朋友们去西湖旁一个亭子里聊天，忽然听见一阵筝声飘飘而来，渐渐的，一叶小舟缓缓而来，就像苏东坡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里的琵琶女一样。一曲未了，那女子对苏轼说道：“我从小就仰慕先生的才华，凡是您的诗文我都尽力收集，爱不释手，可惜无缘相见。我早就嫁人了，本不该出来露面，可今天听说苏大人来了这，我实在忍不住出来见您一面，了却多年以来的夙愿，我给您弹上一首……”说罢就乘着舟，伴着筝声，离去了。
伤感的故事，引得苏轼词性大发。他随后填词一首，它是：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江神子?江景》）
我试着意译一下：
凤凰山下，雨过天晴，清风流水，彩彻区明。水中一朵朵的荷花，美丽轻盈。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对白鹭，如果有意的，就和这荷花相映成趣。
忽然听见江上传来阵阵哀怨的筝声，哀伤的声音中含着苦苦的悲情，让人感染动容！云销雨霁，隐隐约约的像是仙境。曲子停了，正想问你的姓名，你却早已不见，只留下一座座墨色的山峰在我眼前。
我们不好说这是什么派别，有点像婉约派，至少不是豪放派吧。要说的是，苏轼创作词很晚，大概就是在杭州开始的，大约都三十多岁或四十出头。而其一出手，就又是传颂天下。他在密州，写过一首豪放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来大概翻译一下：
我姑且施展一下少年时打猎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起苍鹰。随从将士们戴着华美鲜艳的帽子，穿着貂皮做的衣服，带着上千骑的随从疾风般席卷平坦的山冈。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猎的盛情厚意，看我亲自射杀猛虎，犹如昔日的孙权那样威猛。
我虽沉醉但胸怀开阔胆略兴张，鬓边白发有如微霜，这又何妨呢？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赦免魏尚的罪呢？我将使尽力气拉满雕弓就像满月一样，朝着弓矢西北瞄望，奋勇射杀西夏军队！
苏轼在给他的朋友信中评价这首词说：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见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意思很清楚，无需翻译。其中提到的“柳七郎”就是柳永，奉旨填词柳三变是也，婉约词派创始人。而苏东坡开创了豪放词派，“豪放”一词，也是他第一个用来评论词作的。
宋代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一天苏轼问他的幕僚，“我的词和柳七（柳永）的比起来怎么样？幕僚说道：“这比不了啊。柳永的词只需要一个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您的词作，需要一个关西大汉，抱着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笑得肚子痛。
很多人以为这是在赞扬苏轼；其实，这是在贬抑。因为当时，词的风格就是要像柳永的词一样，婉婉转转，浅斟低唱。这是主流。但是词本身地位不高，因为是填给那些官妓、私妓们唱歌的。而苏轼当时就不写那种词（很显然他会写，能写），是他，开创了豪放派。后来者有辛弃疾。
在密州，严重的蝗虫使得百姓离家失所，苏轼走进田间地头，和百姓一起研究剿灭蝗虫。
在密州，苏轼骑马打猎，与民同乐。
在密州，东坡写出了公认的古今最好的中秋词，那就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密州，待了几年后，公元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太守。
一到徐州，没过几个月，一场洪灾给了他个下马威。
黄河水携着泥沙，滚滚而来，冲击着徐州城的城墙。一些大户人家，赶着逃命，苏轼大喊，不要怕，别跑，有我苏轼在，你们就能活着！我不走，你们最好回去！终于将人们劝回城内，稳定了人心。
紧接着，他调集人员，在城墙内又加了一道城墙，他还请求禁军们一起施工（禁军直接听命于皇帝，他人不能擅自调配），禁军长官看到大人亲自动手，于是欣然同意，率领官兵一起施工。果然，城墙建好后，没多久，外墙的城墙就被大水冲破。幸亏苏轼加急建立了内墙，否则，徐州城内江沦为一片汪洋，后果可想而知。
这场洪水在徐州外围肆虐七十多天，苏轼都没有回过家，就住在城楼上。渴了喝点凉水，饿了就啃个饼子，徐州城终于解围！百姓狂欢，载歌载舞。苏轼也高兴，他还有长远的计划，他上书神宗皇帝，请求中央拨款修建徐州防洪大坝，第二年，皇帝拨来了款，并准许地方使用部分财政、物资用于修建。神宗还给苏轼颁发了嘉奖令（载苏轼《奖谕敕记》）。八月份，大坝建成。这时，他命人在大坝旁建了个十丈（一丈≈3. 33米）的木楼，取名黄楼（黄土克水之意）。远在河南当官的弟弟苏辙专门写了一篇《黄楼赋并叙》，为哥哥道贺。黄庭坚也写了一篇。苏轼觉得弟弟苏辙的那篇更好，就叫人把弟弟的赋刻在黄楼前碑上，永垂千古。
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干得不错，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就调到了湖州担任知府。可是，他不知道，一场大难，即将临头。
苏轼到达湖州后，按照惯例，他要给皇帝写一篇感谢的上书，《湖州谢上表》。这封几百字的奏章被李定等人（变法激进派）挖出很多莫须有的“漏洞”，接着，他们上书神宗皇帝，说苏轼变相甚至直接抨击新法。凡是有地震啥自然灾害，苏轼会归罪与新法，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之后宰相舒亶、李定等人接连上书，要求处死苏轼，他们收集苏轼写的各种诗集，交给御史台（监察机构，类似于今天的“检察院”）。不久，苏轼就被打下大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因写诗获罪的文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救他的人非常多，各色人等。退了休的老臣，比如三朝元老张方平。居然还有王安石！他那时也退居了，由他的学生们在改革。他写信神宗皇帝说：“哪有圣明的皇帝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连王安石都这样说了，皇帝当然慎之又慎了。
苏轼很幸运，仁宗的皇后（神宗的祖母）也说话了，她问神宗说：“最近看你不高兴啊，有什么烦心事吗？”神宗回答说：“最近有个叫苏轼的人老写诗抨击新法。”曹太后又问：“是不是苏轼、苏辙俩兄弟？”神宗吃了一惊，问，祖母您怎么知道？太后缓缓说道：“有一年，仁宗皇帝回到宫里高兴的对本宫说，他选了两个宰相之才，就是苏轼和苏辙，说他‘自己老了，用不了他们了，但要留给子孙们用不是也十分好吗？’，如今你怎么能杀他呢？”太后又说：“因为写点诗入狱的事，我朝从来没有，我患病已久，你们千万不要做有伤天下和气的事了”连皇太后都打苦情牌了，神宗皇帝不得不有所作为，所以他打算大赦天下，但皇太后说，不必释放那些有罪的歹徒，放了苏轼就行（语载宋?方勺《泊宅编》）。
而“杀苏轼”的呼声不减，神宗皇帝也纠结。有一晚，一个小太监突然跑到苏轼的牢里扔下包袱就睡，苏轼也没管，继续呼呼大睡。半夜，小太监摇醒了苏轼，笑道，苏学士，恭喜恭喜！苏轼摸不着头脑，小太监说，你就安心睡觉吧。原来，那个小太监是神宗皇帝派去的。他就是看看苏轼心里到底有没有鬼，结果苏轼睡得可香了，啥事都没有（见《春渚纪闻》）。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出狱，被判“诽谤朝政、妖言惑众”，贬到了黄州担任团练副使（是个犯官，毫无实权）。但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捡了条命。
乐天的苏轼，因写诗入狱，刚一出来，就又写了两首诗，一首是：
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大概意思是：面对着酒杯，老夫我啊，好像做了个梦一样，拿起笔来，还是下笔如有神呐。大难不死，何必再去回想往事呢，劫后余生都是有原因吗？
苏轼写完这两首，毛笔一丢，搓搓手掌，笑了一句：“我真是不可救药啊！”（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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