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江湖、胸怀天下的“贬谪文化”
——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谈起
当年从北京毕业，南下广东时，并不知道来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代社会商业至上，以濒临大海为优势；古代中国农业为本，视南方海疆如畏途。当唐宋被贬的官员从长安或汴梁出发时，心境的凄凉是可以想见的。正如韩愈写给侄儿的诀别之言，“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是，这些士大夫来到偏远的南方，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把对天下的关心、对人生的求索，寄托在身边的山山水水，让伟大的人格和洒脱的心胸，超越空间与时间的局限，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辉。
“江山喜姓韩”
韩愈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百代文宗”。他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是我们的正宗老乡，真是“与有荣焉”。唐代佛教、道教盛行，韩愈以上承“道统”的使命感，创作了《原道》等千古雄文，成为复兴儒家思想的伟大旗手，奠定了在中国思想史上“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崇高地位。
我们2012年从汕头来到潮州，于是见到了韩山、韩江，拜谒了韩文公祠。韩愈与潮州结缘，是因为一篇《谏迎佛骨表》。唐宪宗当时要派人到凤翔（今陕西宝鸡市）迎奉法门寺的佛骨舍利，其实唐代历朝皇帝有不少先例，可是韩愈认为崇佛活动劳民伤财，于是冒死进谏，触怒龙颜，被贬为潮州刺史。韩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开篇即交代了这一历史事件，“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随即剖白了自己的动机，“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这真是儒家“舍生取义”“当仁不让”的道德要求的忠实践行者。
当韩愈来到岭南瘴疠之地，当然是非常苦恼的。在韩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他曾以想象的笔法描绘张功曹被贬湖南临武遇到的凄凉情景：“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这何尝不是他被贬海隅的切身感受呢。可是，韩愈的伟大在于，即使在人生最不如意的低谷时期，即使被流放到世界尽头，仍然不放弃、不堕落，牢牢把握着人生的航向，又干出一番流芳千古的大事业。
在韩愈被贬潮州短短八个月时间里，他兴办官学，废除奴婢，驱除鳄鱼，居然彻底改变了潮州的历史。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驱除泛滥成灾、危害百姓的鳄鱼。《古文观止》收录了韩文《祭鳄鱼文》，我们在潮州亲眼见到了“祭鳄亭”，这都是韩愈在潮州心系百姓、发奋作为的明证。此后千年，潮州百姓都将韩愈视作神一样的存在，不仅在北宋开始修建韩文公祠供奉韩愈，而且将流经潮州的江水改名为“韩江”，将当地山丘称之为“韩山”。正如祭鳄亭楹联所言，“溪石何尝恶，江山喜姓韩”。儒家追求的“三不朽”理想，立德、立功、立言，在韩文公那里是全部实现了。
“柳子庙”与《永州八记》
2017年春节，我们在湘南自驾，在永州停留一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看柳宗元《永州八记》描述的地方。柳宗元与韩愈同时代，因为在古文运动中的领军作用而合称“韩柳”。柳宗元的墓志铭是韩愈所写，也收录在《古文观止》中。
柳宗元以诗、文著称于世。诗，从爸爸妈妈到现在的俩姐妹，语文课本上都有《江雪》这一简洁优美的传世名篇；文，则是中学课本上要求背诵的《小石潭记》，《永州八记》之一。
柳子庙就建在永州八记所描绘的“愚溪”之畔。我们去的时候，游人不多，风和日丽。走过一条安静的“古文化街”，就来到“柳子庙”门前。要知道儒家传统上只有“圣贤”才能尊称为“子”，千古之下，永州百姓这样敬重柳宗元，足见柳子的人格与文章同样高贵。
循着“愚溪”一路行去，沿途怪石嶙峋，“犬牙差互”，溪水“斗折蛇行，明灭可见”,文章中描绘的景象逼真地呈现在眼前，可以确信一千年前柳宗元所见的确如此。这真是非常珍贵的体验，简直就是穿越时空的对话。对于当时柳子的遭际、心境，我们几乎都能感同身受。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失败后数名同道遭流放，史称“八司马案”。除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同时还有刘禹锡等著名文人被流放南方各地。柳宗元的运气并没有韩愈那么好，他在永州生活了十年。韩愈被赦免回京后，官至吏部侍郎，而柳宗元却被一贬再贬，最终死在更南边的广西柳州任上，晚景颇为凄凉，令人唏嘘。
韩愈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曾指出年轻的柳宗元不知自爱，所以招致祸端，可见韩愈并不赞同柳宗元的政治主张。不过韩愈也认为，正是由于柳宗元不见用于世，才寄情山水，留下传世文章。古人说，“诗必穷而后工”，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仕途失意甚至命运多舛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李白、杜甫、屈原、司马迁无不如此。命运是我们难以改变的，而人生成就的大小，却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上下五千年历史，多少王侯将相早已被人遗忘，而伟大的人格与作品却能真正永垂不朽。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似乎也很明白了。
“江州司马青衫湿”
我们在自驾途中遇到了另一位伟大的“司马”——白居易。在龙门石窟错失了白园，到庐山却邂逅了“花径”。2016年国庆自驾江西，在庐山下榻后第一站就来到如琴湖边，拜谒白居易的草堂。
《赋得古原草送别》可能是中国孩子会背的第一首诗，作者就是当时16岁，被名士顾况打趣为“京城米贵，居亦不易”的白居易。白居易曾经因言获罪，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带着他的旷世才情来到庐山脚下。“花径”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大林寺桃花》这一名作：“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但“江州司马”之所以名满天下，当然要归功于千古名篇《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所谓“司马”者，唐时负责治安的地方官员也。从柳宗元到白居易，唐朝被贬为“司马”的大文豪竟是如此之多。他们在地方的政绩，多半湮没无闻，但留下的文字，却赋予“司马”这一官职以新的涵义。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我们走出草堂门外时，太阳已经落到庐山背后。想起一千多年前诗人留下的句子，十月的傍晚，生出多少凄凉。这一刹那，我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就是我，此情此景，人同此心，可能这才是中国诗词真正的魅力所在吧。
“也无风雨也无晴”
贬谪造就的伟大文人何其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却非东坡先生莫属。
严格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瞻仰过苏轼的遗迹。2014年元旦，自驾到韶关跨年，不过没带俩宝儿。在梅关古道，看到路边石上刻着苏轼的诗句：“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年苏轼被贬岭南数年后，遇赦回北方时，见到自己南下经过梅岭时亲手栽种的松树，感慨万千，遂作《赠岭上老人》。这首诗的背后，就是东坡先生一生数次被贬的甘苦人生。
苏轼一生宦游，红旗几乎插遍北宋的国土。凤翔、密州、杭州、湖州、黄州、惠州、儋州……从皇帝身边，到世界尽头；从风光无限的达官显贵，到混迹于贩夫走卒。东坡自嘲：“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确实如此。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的一个人，他以最洒脱的态度，面对最颠沛的人生，以最杰出的才华，书写最豪放的胸襟。
《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酒酣耳热、廉颇未老的豪壮。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深夜徘徊、寂寞凄凉的悲情。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心境。
换作常人，从峰顶到谷底，可能是沉沦与放弃。然而，那不是东坡先生。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鞋芒杖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东坡先生超然物外的境界，实在是我的最爱。难怪苏辙为兄长在密州任职时所筑观景高台命名为“超然台”。苏轼在名篇《超然台记》结尾一语道破：“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物之外也。”@天涯读书官方 @天涯人文 @天涯客旅行君 @天涯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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