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写完韩愈后，我就准备写柳宗元，但因工作的变动，这一想法暂时搁置下来，谁想这一搁就是三年。这三年中，柳宗元这个人经常在眼前浮现，似乎在提醒或催促着我。我抽空翻阅着相关作品，随手写着心得、批注之类，像出击前的猎人一般静静等待着。
时机终于来了。新*冠肆虐，我每天呆在屋中，或读书，或走动，有时候烦躁，有时候平静，有时候却又激动万分，《柳宗元全集》和《资治通鉴》被我来来回回翻动着，这两本书成了这些天我最主要的精神食粮。我得承认，对于他的作品，我是越来越熟悉了，但越熟悉，越对作品后面的那个人困惑。
这是一个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人。从他在世时，到现在，依然如此。
在大多数时期里，他得到了太多的批评，太多的非议，太多的道德上的贬斥，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这恐怕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而在上世纪下半叶前三十年里，他又得到了太多的肯定，褒奖，甚至拔高，这恐怕也是他想也没有想到的。而在当代普通读者当中，更多的人是从《江雪》《小石潭记》等寥寥数篇作品中认知他：他更多是以一个孤独的诗人，寂寞的散文家的形象出现的。
他是这样的人吗？
是的，又不是。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极度矛盾的存在。
他浑身上下，几乎每一个细胞都是政治的，却又最终不得不与文学为伍。成为后世所谓的文学家之类，是他最无奈最迫不得已的选择。他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其强烈的程度，在唐代大诗人中是罕见的。李白杜甫他们，政治抱负实现不了，最多是失意，苦闷。而在他，却是焦灼，是一生也排遣不去的巨大痛苦。他始终也放弃不了他的政治理想。原因也许很简单，他30出头，就进入了中央决策层，就参与主导了一场后世众说纷纭的政治变革。而其他人，最多也就是皇帝的词臣而已。在这一点上，只有宋代的王安石和他很相像。但历史给王安石的时间很长，而给他的，却是短短半年而已！他不甘心！不认命！但现实却是，他被政治彻底抛弃，这种“彻底性”，持久性，连当时他本人都没想到。他似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沉沦，天天被酒精所麻痹，浑浑噩噩走向死亡，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失败者；要么，以另外的方式证明自己、拯救自己，从而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他再度拿起了笔，只是，这一次，他不再起草文件，他写山，写水，写小人物，写鸟兽，写自己的牢骚、伤心、苦闷。在这些文字中，处处有他的影子，有政治的影子。政治，成了他摆脱不掉的底色或阴影。他是唐代的屈原或司马迁，是发愤著书的又一个典型。这实际上是一次绝地的突围与反击。一个新的柳宗元诞生了。他犹如掉到悬崖底的张无忌，练成了独属于自己的九阳神功。只不过，张无忌最终上了悬崖，而现实中的他，却一直没有机会走出他的“悬崖”。他的政治命运捏在别人的手里，但文学，却给了他翅膀，让他可以自由地飞翔，飞出禁锢他的大山，飞向任何他想到达的地方。他以自己的方式挑战了那个打压他，要把他踩在脚底的集团。他胜利了，只是他的胜利当时很少有人感受得到。
他是激进的，无所畏惧的，却又是哀怨的，悲悲切切的。他识见高远，无所顾忌，敢于向一切歪理谬论开战，即使在他被贬谪后，成了囚徒一般的罪人，他也不放过任何驳斥世俗成见的机会。他是坚定的，无畏的，更是倔强的，一意孤行的。终其一生，他都未在思想上退却过一步。他是一个大无畏的思想界的斗士。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向人诉说起自己的贬谪生涯时，却和大多数文人一样，悲伤，无助的情绪充斥了每一页纸。这时候的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文学家，更像是一个诉苦的祥林嫂。他并没能跳出传统文人遇贬便哀怨不已的模式。他留给后人的，竟然主要是这样的形象：瘦弱，踽踽独行，孤独，不被人理解，疏离于整个社会之外，无边的寂寞环绕，孤灯下的著述，一眼望不到边的寒雪上的两行脚印。灵魂的敞开，暴露给世人的，更多是他的敏感，脆弱，无助。他的坚定、无畏、执拗统统不见了。但这无疑是一种遮蔽。瘦弱遮蔽了刚强，孤独者遮蔽了斗士，屈原遮蔽了柳宗元。其实，更准确的应该是，他是一个身体瘦弱但思想坚定的人，生活的困苦和哀叹掩不住他思想的光芒；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唯其孤独，他的斗争显得更为可贵；他是一个不愿意屈服命运的屈原。只能说，伟大背后，有可能是默默地流泪和自怨自艾。但泪水和自怨自艾否定不了伟大，只是使伟大更复杂。
他是内敛的，却又是开放的。他和韩愈不一样。韩是一团火，你远远就能感受到他的热情，而他，却是一团被冰冻起来的火焰。他外冷内热。他的热情你有可能暂时感受不到，但接触长了，或受外物的激发，就会显露他火的本性。之所以会如此，还是要拜贬谪所赐。突然而来的贬谪，带给他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冷板凳，更是心灵上的重创和性格上的冷淬。某种程度上，他学会了保护自己。他把自己收缩了又收缩。他不像韩愈那样，公开收弟子，也不去抨击什么佛教，反而一再贬损自己，把自己说得要多愚蠢有多愚蠢。他给自己的文字尽最大可能的加上一层保护色。这是一层冰一般的色彩，让你望而却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保守，封闭。不，他的心灵是极度开放的。在永州，是他学习最为刻苦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探索最为深入的时期，更是他在多个领域结出硕果的时期。他就像海纳百川一样吸收着各方面的知识，你是定于一尊的儒家经典也好，还是各说各理的诸子百家也好，还是外来的思想也好，他都全方位地批判性吸收，创造性转化，包括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也一点不放过。你在《天对》中看到的，是一个要给《天问》作者解答问题的人！试问，唐代的作者中，哪一个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知识储备？最终，他把他那团藏匿在冰下的火转化、升华成了对各个领域问题的思考、解答与批判。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永州的罪人，而是一个对宇宙，对天地，对现实世界不断发问和探索的人。
从他的这些留下的作品中，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诗人在苍茫天地间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在看待问题时的视野与高度，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思想家不被传统看法束缚的批判的锋芒。
当然，作为唐诗传的一部分，我所描述的柳宗元，侧重点依然会放在文学上。在这方面，他不仅是一个突围者，更是一个进攻者，他打破了旧束缚，开辟了新天地。他和韩愈并肩战斗，采用“复古”的方式，大量使用“古文”创作，打破了骈体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他把笔触伸向了那些小人物，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短篇传记，把司马迁开辟的传统从帝王将相和传奇人物中拉到了普遍的小老百姓间；他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永州八记》，不仅使游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品种，更使游记具有了和诗一样的抒发性情的功能；他让寓言故事重新焕发了生命，让那些动物和人一样成为了文学典型；他让诗真正走进了山水，在他的山水诗面前，陶渊明显得过于简单，谢灵云显得过于说教，孟浩然、王维则又显得过于田园。当然，他政治上的失意又让他的山水显得过于冷峻。
我得说，他的外表虽冷峻，他的内里藏着火。他是冰与火的结合体。接近他，需要“历史的同情”，更需要勇气和热情。
你需要把外层的那层冰融化开，才能看到一颗跳动呐喊的灵魂。
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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