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和一大帮朋友在老城墙喝咂酒。喝到差不多60度高的时候，也不知是谁的魅力放电，又来了一对帅哥美女。大家一个个自我介绍，彼此吹棒，互相棒杀，抢着喝酒。轮着我端酒杯时，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帮我贴标签：在报馆混的娱记，说白点就是中年狗仔。我用已被酒精烤炙的理智捍卫我的职业尊严，严肃地纠正道：我不是狗仔，是娱乐版编辑。我以前是副刊编辑，因为报纸取消副刊，我才转行做的娱乐。
“重庆报纸的副刊做得很好，我10多年前读中学时就常读《重庆法制报》的副刊。”美女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急不缓地说。我一惊，酒醒了大半，怔怔地望着她，半张着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她继续说道：小学初中直至高中二年级，我都在老家达县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当时外公在检察院工作，他每天下班都会带报纸回家，我当时最爱看的就是重庆法制报。印象最深的就是大案纪实和副刊阳光快车，大案纪实像大片一样精彩刺激，阳光快车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灿烂温暖，温馨美丽。1997年，父母才把我接到他们工作的天津。在那里参加高考，上大学，工作。
一个在北方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居然清楚地记得10多年前读过的报纸和版面，我心里久久荡漾着深深的感动与感激，但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她我就是当年重庆法制报的副刊编辑。午夜回家，我的内心仍然不能平静，彻夜无眠。
1994年8月，我在傅小渝老师的引荐下进入重庆法制报工作。这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24岁邮电女工，仅仅因为喜欢写点小文章，就被引荐到报社做编辑，整个过程没有一点点波折，出奇地顺利。记得第一次见王总时，他也只是笑眯眯问了我一句：真的喜欢当为人作嫁衣的编辑吗？我慎重地点了点头，他说那好，你来上班吧。
老实说，刚进入法制报时，我除了会写一点小文章外什么也不懂，是傅小渝、程一、王小丁、金星等老编辑教我约稿，选稿，改稿，编稿。我仗着年轻胆子大经常有些奇思妙想，那个时候报纸的副刊都是刊登散文诗歌小小说，我问报社领导：有没有规定副刊一定要刊登散文诗歌小小说这老三样？如果不是一定要刊登这些东西，那我们可不可以刊登其他和生活更贴近更让读者喜欢的东西？领导说有创新意识好，你按自己的想法编一个新副刊版面出来让大家先看看吧。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说干就干，到图书馆查资料，做目标读者调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传统副刊改版为“阳光快车”，设置了 “情法跷跷板”，“心灵独白”，“交朋识友”，“阳光嘉宾”等崭新栏目，集新闻性，服务性，互动性，趣味性于一体。报社领导和同仁给了我充分的鼓励，同时也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司法部宣教司月评组的老师对重庆法制报副刊改版作了表扬，认为阳光快车形式活泼新颖，有很强的可读性和互动性。
我始终相信，一张报纸的品质和品位来源于做报纸这群人的品质和品位。当时的重庆法制报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是因为法制报从领导到普通编辑记者都怀揣梦想与热情，渴望法制与人文的光辉能照亮更多人的心灵。
24岁到30岁，我在枇杷山正街68号（法制报旧址）工作了近6年，结识了诸多良师益友，他们的关怀与爱一直陪伴着我。而当时法制报团队独有的宽容与善意的企业精神也一直感染鼓励着我。我永远记得，1996年，我生病住院，报社在第一时间送来支票；1998年，我到北京进修跟本职工作无关的文学创作，老总吩咐财务每月给我寄生活费。印象中，法制报从来都不算一个富裕的单位，但这个不足五十人的小单位永远都那么富有人情味！这些年因为种种原因离开法制报的同事很多，傅老师，金星，吴杨，海鹰，秦涛，唐榜贵，邓萍……但我们任何时候相遇，仍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无间，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谈心。
感谢法制报的宽容与善意，无论身在何处，这种宽容与善意都是我珍贵的财富！如今，人近中年，我也开始被新同事称为老师了，我很乐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帮助。在他们向我致谢时，我总是诚挚地说，不用谢，我在新入这一行以及后来的成长经历中曾经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如果你心存感谢，我希望你和我一样，帮助能够帮助的人，把这种职场善意传播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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