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古诗常可被分作两类，一是纯叙事的，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二是纯抒情的，如《古诗十九首》。前者有《孔雀东南飞》将古诗纪事的篇辐推向极轨，沈德潜称之为“古今第一首长诗” ；后者则有《古诗十九首》创造了抒情诗的经典，钟嵘称之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而这两类五言诗并驾争驱，虽然在语言风格如好用双声叠韵等方面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就其写情记实两点来说，竟似略无互相扶持的迹象。抒情的只是抒情，于是“古诗十九首”、“苏李诗”成了可以涵盖全社会情感、贯穿时空的凄迷茫然之作，因此也引发了后世的无数穿凿附会与摹拟追风。记事的也只是一昧地纪事，《陌上桑》、《羽林郎》，均随其事的结束而结束，如今看来，这种“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的结尾未免突兀，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夹叙夹议的风格，尤其是在篇尾的“点晴”论道。当然也有例外，如杜甫《石壕吏》结尾为“天明登前程，徒与老翁别”，但杜甫毕竟是剧中人，其情感不语自现，不象《陌上桑》这样只是在一旁静静地“但坐观罗敷”。但《孔雀东南飞》却在长篇巨制的滔滔叙述之后，结尾有一段很好的抒情：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其实在篇中也每有情溢满纸的句子如：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
刘宋时则有《时人为檀道济歌》云：
“生人作死别，荼毒当奈何”。
这当然不足以说明《孔雀东南飞》迟至刘宋。但根据汉乐府的《古艳歌》：
“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裁疋，尚言吾迟”。
可知《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整理并非一个版本，《孔雀东南飞序》云明“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则序作者绝非诗作者，而可能是诗的整理者。而《孔雀东南飞》初见于梁徐陵的《玉台新咏》，在建安至梁的二百年中，该诗想必经过了多次整理，有的版本（如上引四言乐府）甚至被淘汰，因此在现传的诗中有议论感慨之词，并不一定是汉人的看法。
其实在汉五言叙事诗中，以宋子侯《董妖娆》最为独特：虽有“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的主题叙事，但通篇上下情事交融，一咏三叹，实大有“古诗十九首”的味道。但综观汉五言，此类作品殊不可再得。因此总的说来。汉五言古诗的内容有一定的局限性，表达方式也相对单纯缺乏配合，所以尽管它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却适足以凸现继踵而起的建安“五言腾踊”的局面。
建安形成“五言腾踊”的局面是主要表现在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上层文人开始以五言为主要的诗歌形式，另外五言诗歌在他们的手上开始脱离歌咏。刘师培云：
乐府不歌自魏晋始。
但是虽然已经有了不歌的乐府，五言歌咏却依旧流行。汉乐府《梁甫吟》，后人每怀疑并非诸葛亮所作，但诸葛亮好为《梁甫吟》乃史书明载。乐府以音声定文字，如五言于汉章帝时始入正乐，有“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殿前生桂树”三首入国体《鞞舞》歌辞。 后世曹植、傅玄作“鞞舞歌辞”，皆有三首五言与此相应；另两首则亦如汉乐府的体例为杂言。以此推断《梁甫吟》亦当为五言，以诸葛亮的文采，必可自造其词。《梁甫》未必不诸葛，以此推论，则《白头》亦可是文君。而五言流行亦不分南北《梁书·五行志》载《孙皓初童谣》曰：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又《世说新语》载：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否？”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歌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可见五言歌曲在吴国的流行，竟至流及宫掖。再者晋吞吴后，二陆以少年北上，一举而夺文坛领袖，尤其陆机更是“才高词赡，举体华美” 的五言诗专家，因此怀疑南方早已有了五言诗的丰厚土壤，这一点从后来极其发达的江南五言民歌也可看出。然而现存的资料中，并无吴人的五言作品。
北方以邺下作家群为中心的诗人们所创作的五言诗，其实带有其地域局限性。他们发明了“乐府不歌”，同时大量创作各种题材的五言诗，在相当程度上与其相与酬和以及游戏为诗有很大关系。但在其他的割据政权内，并无曹操、曹丕这样爱好文学的政治领袖，于是就不能产生一呼百应的局面；而且吴蜀及先前的一些军阀势力每苦自保，根本没有条件搞这些雕虫技艺，其五言诗可能还滞留于歌咏状态。现存吴蜀五言诗除诸葛亮《梁甫吟》外，仅有秦宓《远游》可以一观，然而从其“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远游长太息，太息谁家子？”等句来看，颇多调笑感慨，亦当属歌咏之类，因此，在曹丕提出“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的时候，曹氏势力之外的文学空气却如此稀薄，这当然是严重的失衡。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乐府”五言诗形式，是建安五言诗的天然前身。首先，建安诗人每每托名乐府，如曹操《薤露》、《蒿里行》、曹丕《善哉行》、《猛虎行》、曹植《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等，但其实皆自以五言入诗，与原乐府体例不同。其次，语言风格往往与汉古诗近似，如“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等与“古诗十九首”风格类似。再次，有的篇什严重抄袭汉古诗，如曹丕杂言《艳歌何尝行》：
……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虽无官爵，鞍马……，往来王侯长者游……
此与汉乐府《长安有狭邪行》：
“……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调弦讵未完”。
出于一辙。曹丕的偶然拟作其实不足为怪，但是对此题材的机械模拟在魏晋以下竟是络绎不绝，后来衍作“三妇艳”的特定题材，如齐王融有《三妇艳诗》：
“大夫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独无事，挟瑟上高堂。丈夫且安坐，调弦讵未央”。
仅易数字而已。萧衍亦有《长安有狭邪行》历数：
“……大息组絪缊，中息佩陆离，小息尚青绮……大妇理金翠，中妇事玉觿，小妇独闲暇，调笙游曲池。丈夫少徘徊，凤吹与参差”。
至辛弃疾亦有：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辛弃疾这首词确还生动有趣，但此前萧衍等人的拟作显然太过呆板。此类剽袭还有很多，如后人好因循徐干《室思》里的四句：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竟呼之为“徐诗”，如王融有《奉和代徐诗二首》，陈后主亦有拟作六首，颇如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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