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饭小品》，谢其章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为谢其章先生研究民国老杂志及其他旧书的文章结集，从这些文章中，我了解到与他有关的更多细节，比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海王村拍卖公司上拍了一批“杂志大王”刘广振先生的旧藏，而谢先生在多年前就与刘广振有交往，于是他在文中谈到了如何认识刘广振，以及他们之间发生过哪些故事等等。
二十余年前，想买到谈书之书颇难，一者因为那个时候藏书热刚刚萌芽，相关之书甚少，文革前所出的这类书就更难买到，跟书店的人混久了方明白，店内有不成文的规矩，这类书收购到后要单独挑出来，不卖给读者，对外则称这是业务用书。后来又了解到，一些老杂志上刊发过这类文章。某天我有幸进入天津南门里旧书仓库，在那里看到许多四米多高的大铁架子，架子上摆着一摞一摞的老杂志，每摞杂志下面都会写明“缺第几期”等等。带我前往的经理说，这是雷梦辰先生整理出来的，当年雷先生就住在这个库内整天为老杂志配套，某年冬天中了煤气，后遗症使其行动不再利落，为此回家休养，这个工作就中断于此。
那次的所见，使我了解到旧杂志数量浩瀚如海，更为重要的是，我了解到配齐一套杂志难度很大，这使我放弃了收集老杂志的念头。后来我到天津郊区去看望雷梦辰，向他请教雷梦水的一些事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老先生给我所讲甚少，只是临分手时送给我一本书，在题款中特意注明，里面收有他的一篇文章。
我不清楚雷梦辰算不算天津的杂志大王，但是他的那份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南门里全部拆迁，不知他整理的那些杂志堆放在了哪里。我不认识琉璃厂的刘广振，不知道雷梦辰是否与他有交往，但是谢其章却给刘广振开过书单，他请刘先生帮他补配杂志，谢先生所列书单受到了姜德明的夸赞，姜先生说，除了唐弢开过补配杂志的单子外，谢其章是第二个。
除了老期刊杂志外，谢先生的另一份独特收藏乃是“十七年书”，也就是1949年至1966年期间的出版物。谢先生有集邮之好，所以他把这个时段用邮票史来比拟，邮票中有“老纪特”之说，谢先生认为，“老纪特”就相当于“十七年书”，他同时提到，这个时段的图书时代痕迹非常鲜明，无论是装帧风格还是所用的材质，很容易与之后年代的图书区分开来，更何况十七年初期的书用的全是繁体字，所以仅从字体上就能断代。
谢先生讲到了十七年间所出的所谓“四大名著”，虽然这四部小说有无数个版本，但那个时段所出之品若能搜集到全品相，也不容易。谢先生提到了田涛先生鼓动关注“大型画册”，尤其点到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时，所出的那批献礼书。其实这些年来当时的献礼书一直没有便宜过，我曾遇到过一些藏家，他们专喜收藏画册，当然那些喜欢收藏画册的人，所给出的时段一直后延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问过他们为何如此断代，有位资深藏家说，画册收藏要以艺术品拍卖为分水岭，之前的画册所收画作伪品极少，之后就很难说了，因为有人故意把一些假画掺进真画中一并出版，而后点明某幅画作出自某画册，以证来源可靠。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努力收集之前的画册，越老的画册，里面著录的画作价值就越高。从那时我就明白了，收画册之人跟藏书没有一点关系。
这本新作中还配有不少书影，从中可以看出他所藏之品大多品相上佳，比如《播火记》堪称十品。谢先生自称他收集这个时段出版物的原则是：书品要九品以上，装帧要雅致。但他也承认，能够符合标准的书并不多。实际情况确如其所言，今日在市面上见到的旧平装大多破破烂烂，究其个中原因，一者是那个时代买本书不容易，一书到手后有很多人等着借阅，一轮翻阅过后，没多长时间书的品相就肥胖了许多，保存至今的全品相旧平装，大多是因为有收藏者刻意买来不翻阅，方能保持完美品相。
二十年前海王村拍卖公司整批上拍了吴晓铃旧藏，其中有不少旧平装，都是全品，可见真正的爱书人很有可能是一书买两本，藏一本看一本。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建立起这个好习惯，得到朋友之赠书，若是毛边本，我会将其裁开翻阅，尽管我知道，保持未裁状态才是书品更佳的表现，但我却懒于再买一本来翻看。估计我所藏的这些书，有一天散出来的时候，绝没有吴晓铃旧藏那样品相完美，当然也卖不起价。
除了谈书之外，谢先生也会在他的新作中谈一些与书有关的感受，比如他说自己发明了功利主义的阅读：
坦率地说，我的阅读是极其功利主义的，不为陶冶什么不当饭吃的情怀，不为提升什么中看不中用的品位，我的阅读目的非常单一，阅读是原始驱动，形成如下的运动链：阅读－阅读产生心得－发表文章－出书－挣稿费－买书藏书－再阅读－再产生心得－再写作－再挣稿费－再买书藏书，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如果追根溯源，我觉得谢先生并不拥有这种观念的发明权。当年龚自珍说过“著书都为稻粱谋”，郁达夫也说过“出卖文章为买书”，所以卖文买书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更何况绍兴师父曾经遍天下，他们都是以笔耕为生，而我因为藏书，也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文章，不给稿费者我同样生气。虽然卖文谈不上以藏养藏，但毕竟是自己辛勤收来之书，而后爬格子写成小文，难道使用者不应当尊重写作者的辛劳吗？
若以文章的长度论，本书中所收《熊希龄石驸马故宅上考》一文体量最大。该文分为六节，其写作方式乃是爬梳历史材料加上实地探访，再配以照片，图文并茂。以我个人的偏爱，此乃本书中我最喜读的一篇，看来谢先生是写此类文章的行家里手，期待着他探访更多的遗迹，以便让读者了解到北京还有哪些胡同发生过何等重要的事件。
《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宋本〈周易集解〉新考》，高树伟、张鸿鸣著
《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十二辑，抽印本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引言、柏林本的改装及递藏源流、柏林本的板面特征、柏林本的讳字及刻工、《周易集解》影宋抄本的复原与校勘、余论，乃是一篇标准的而体例完备的版本学论文。
该文首先谈到《周易集解》乃是唐代李鼎祚搜集虞翻、荀爽等三十余家《易》注而成的易学名著。关于此书书名的著录，有称为“易解”，也有称为“易传集解”，但大多都称为“周易集解”。而后谈到了该书在宋代刊刻过三回：北宋庆历刻本、南宋乾道初资州刻本及南宋嘉定年间蜀刻本。之后谈到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周易集解》，凡六册十卷，现残存四册，卷六至卷十。
对于此书的研究和著录，该文先是谈到了神田喜一郎、高田时雄、李致忠均写过研究文章，都认为是宋刻孤本，但由于该书远在德国，且没有影印出版，故国内的大多数研究者未曾看过此书，因此相关的几篇文章主要是对于此书的介绍。
1937年2月，神田氏在《书志学》上发表了一篇欧洲访书记，其中提到了本书，文中称这部《周易集解》六册完整，经过梳理历史著录、递藏源流及版本字体等情况，认定该书乃是南宋嘉定刻本。200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古文献学国际研讨会，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高田时雄在会上宣读了《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发现》，他在介绍中提到2007年前往波兰雅盖隆大学发现了这部《周易集解》，该馆存末两册。
对于这两册书与柏林图书馆所藏的关系，本文在小注中提到，1935年，王重民利用夏季休假前往柏林调查普鲁士图书馆藏书情况，写成了《柏林访书记》，然并未曾提及这部书。1936年，神田喜一郎在普鲁士图书馆所见该书为六册十卷全。想来雅盖隆馆所藏与柏林馆所藏应当是同一部书拉散的。此文中谈到神田在介绍《周易集解》时，著录了卷首副叶上用墨笔小楷写的一段题记，题记的前几句为：“《易传》，原二套十本，五十一年十月初六日，畅春园发下，去衬纸改一套六本。”
而本文中配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版《诗集传》书影，此书副叶上也有近似题记。我读到此文时，没弄明白完全一样的两套书，要为什么改成一套，为此我向高树伟请教，他告诉我说，这里的“一套”应当是函套的意思。将两个函套改为一套，如此说法颇为罕见，传统的称呼方式乃是称几函，不知此这位书写者何以用“套”称呼之。本文通过藏书印梳理递藏，同时用讳字及刻工来考证年代，另外又用影宋抄本的《周易集解》来印证原刊本的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柏林馆所藏《周易集解》“因非南宋嘉定原刻”。如此谨严的推断方式，与传统的判定版本思路颇不相同，通过读此文，使我了解到了当今学院派是用哪些方式来断定一书的版本。
前些年通过著名学者黄一农先生绍介，得以结识高树伟先生，黄先生告诉我，高树伟年轻有为，在网络搜寻资料方面十分擅长，黄先生研究《红楼梦》用了E考据的方式，其中得高先生所助实多，故黄先生在谈到高树伟时夸赞有加。我写文章仍然是用很土的办法，自结识高先生后，他给我多个链接，使我得到了更多的网络资料，使得我在写文之时，能够看到更多他人的研究成果。从本文中了解到，高树伟和张鸿鸣也没有到国外去看此原书，但他们透过强大的网络能够得到清晰的全书资料，这为研究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也许他们的这种研究方式代表了当今新一代目录版本学家的治学特点。
《窗头明月枕边书》，桑农著
黄山书社2020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桑农先生的这部新作分为三集，第一集名“颂红妆”，谈的全是民国名女的故事，第二集名“乱翻书”，所谈均为近现代文坛掌故，第三集名“笔墨缘”，是作者与一些文友间的交往。相比较而言，当然是第一集更好看。
他所谈的第一位名女乃是吕碧城，该文从1904年秋瑾特意从北京赶往天津拜会吕碧城讲起，多年后吕碧城在文中回忆起当年时的情形，她当时住在《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家，有人递来名片，上书“秋闺瑾”，门房报了一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因为秋瑾着男装，但却拥髻。吕碧诚写道：“主人（英敛之）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原来吕碧诚在朦胧间看到床边的官式皂靴，以为是一男士与之同床。
桑农谈到了吕碧诚何以住在了英敛之家，她在火车上与“佛照楼主妇”的偶遇，使得吕碧诚进入《大公报》报馆，而秋瑾前去见她，有可能是争取她支持革命事业，但吕碧诚志不在此，其称：“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
后来吕碧诚想办女校，直隶总督袁世凯、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等纷纷出资赞助。她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这亦是我不解之处。她才二十出头，就当上了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更令我不明白的是，吕碧城担任过总统府秘书一职，后来移居上海，仅几年时间就成为了巨富，这其中之缘由，我未能读到相关史料。再后来，她自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美术，住在纽约最豪华的酒店，因为房租之高，很多西方人住此酒店少有超七天者，但她一住就是六个月，而她在上海时，仅捐给红十字会之款项就达十万之巨，如此年轻，如此有钱，让十里洋场上的大爷们情何以堪。
吕碧城还是一位动物保护者，她所养之犬名叫杏儿，某次爱犬被一位外侨的摩托车撞伤，吕请来律师与之打官司，后来平襟亚写了一篇文章影射此事，惹得吕碧城大怒，为此将平襟亚告上法庭，平逃往苏州更名改姓，吕碧城对外悬赏，谁能告知平襟亚在苏州所住之址，她以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花鸟为酬。
因为喜爱动物，吕碧城在周游欧美之际，前往维也纳参加了万国保护动物大会，上台演讲时受到万人瞩目，可能是这个缘由，后来她皈依佛法，还用英文翻译了《妙法莲华经》等多种佛经，而她在临终时，遗命火化，将骨灰和面粉为丸，投入水中，与水族结缘。火化乃佛教之“荼毗”，想来她真是一心向佛，于水族结缘也是爱天下生物的表现。她一生未嫁，这点也是人们喜欢唠叨的话题，郑逸梅在《艺林散页续编》中谈及某次叶公绰约吕碧城、杨千里、杨云石等在家聚会，聊天中谈到婚姻问题，吕碧城说她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年纪太轻。”看来只有梁启超、汪精卫等一流人物才能入其法眼，可惜有成就的男人都已各安其位，桑农觉得她有经济实力，无须依附男人，也许这是她独身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本书中所收毛彦文一篇同样起伏跌宕，桑农说毛彦文生于新旧交替时代，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她是最早海外留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之一，也许是这样的经历，她早在年轻时就受人关注。毛在入杭州女子师范之初，当地有家报纸便刊登过一篇《毛女逃婚记》，文中写道她与表哥朱君毅恋爱，抗拒家庭包办婚姻之事，当年朱君毅就读于清华学堂，与吴宓是同学，毛从朱君毅那里接受到了新思想，并萌生爱意，但从小家里就给她定了婚，男方得知她要外出求学，便来催婚，于是就发生了逃婚事件。后来她与朱君毅订了婚，朱又与吴宓一同到美国留学，两人先后回国，又同时受聘于东南大学。但某天朱以性格不合为由，书面提出退婚，双方亲友团纷纷调解，最后由东南大学校务长陶行知出面，达成了表面和解，朱君毅烧掉退婚信，吴宓与其他朋友集资在某餐厅庆祝两人重归于好。
但是朱和毛事后形同陌路，最终还是解除了婚约，而此次是毛彦文提出来的，解除婚约仪式由熊希龄夫人朱其慧举行，还请来了许多名流和记者，根据协议，朱赔偿毛损失费，按月支付，并且由吴宓转交。在此过程中，吴宓爱上了毛彦文。吴宓回北京后，将他对毛彦文的感情告知其妻，不顾人反对，终于与其妻离婚，而后继续追求毛彦文。然而毛似乎对吴没有太大的兴趣，吴写了很多信，她都不回。后来毛嫁给了熊希龄，虽然那时熊希龄已经离任国务总理，但仍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举办婚礼时，梅兰芳、杜月笙等均来捧场，因为两人年龄差得较大，故一些小报中说：“熊希龄‘雄’心不老，毛彦文‘茅’塞顿开。”
1937年，熊希龄病逝于香港，于是吴宓又一封一封地给毛彦文写信，并且前往香港登门求见，但毛彦文没有见他。毛为什么如此呢？桑农认为，她从始至终都很清醒，看来那时的人很多观念都能超越于时代，桑农先生经过这样的爬梳，貌似在平铺直叙，其实他把自己的观点藏在了文字背后，这种写法最有隽永之味。
《山东书局研究》，唐桂艳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大约三年前，我曾前往济南寻找官书局，后来写了篇小文发在公微号上。唐桂艳看到后，告诉我所寻地点有偏差，并且详细告知，我所寻之地再往前走20米就是山东官书局旧址。我好奇于她了解得如此精准，唐老师告诉我说，她正在研究这个书局。
十几年前，我去山东寻访藏书楼，在济南时由周晶老师带领去了奎虚书藏，探看海源阁旧藏，当时带我们进入书库者就是唐桂艳，而后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年她平心静气地研究藏书史，出版了好几部大作，其专深的程度及广度都令我叹服。
本书分为五章：山东书局始末、出版概括、出版特点、出版的历史意义及该书局的经营，每章均有几个小节，从很多的细部研究相关问题，书面附有山东书局文献辑录，她将这些文献点校出来，以此便利相关人员的使用。从本书的后记中了解到，唐桂艳与山东官书局的因缘已有20年，最初她在整理山东古籍库的古旧图书，为搬迁新馆作准备，于此她发现了山东书局所刻的《十三经读本》，后来她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清代山东刻书史》，由此对山东书局的刻书有了更为详尽地了解，而后她着手对山东书局作相关研究。2016年，我前往济南寻访书局旧址时，曾向杜泽逊先生请教细节，当时杜老师让我去找唐桂艳，但寻找结果颇为模糊，这促使唐桂艳一定要找到书局旧址。
看来，有许多细节唐桂艳比我记得更为详细。我第一次见她时，她就说正准备搬新馆，这样说来，我与之相识已是二十年前，同时我也未想到，正是我向她的请教促使她多次前往原址勘察，终于确定出山东书局的具体位置。这本专著所附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山东书局旧址今貌俯瞰图，仔细端详这张照片，果然是我走到了此处的大门前，而未进入。
本书以时间为轴，从山东书局的创始原因一直写到书局的结束。山东书局的创始人乃是丁宝桢。从咸丰末年开始，捻军进入山东，剿捻成为了山东政事的主旋律，当时捻军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对于清政府的统治产生重大冲击。咸丰十一年和同治六年，捻军两次深入山东腹地，清政府任命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为剿捻钦差大臣，对于捻军在山东造成的影响，唐桂艳在书中写道：“与太平军横扫江南，对江南文化造成重大损失一样，捻军在山东十年也使齐鲁文化遭受了巨大损失。”而后她列举出了海源阁藏书被捻军所毁的情况，其中提到杨氏“陶南山馆”藏有海源阁的主要善本，咸丰十一年初，捻军在肥城西部与清军展开激战，海源阁所藏善本被毁近半。
巧合的是， 我在读到唐桂艳这部专著的一个多月前，刚刚参观了陶南山馆，其所处位置之隐蔽，内里乾坤之大，均超我想像，却没想到那么多的善本毁在了这里。比如重要的宋本《毛诗》，乃是海源阁的镇库之宝，该书三十卷全本，杨氏收拾残余后，仅剩三卷。
捻军之战也烧掉了大量的书版，清代著名小学家许翰被学界公称“北方学者第一”，他所著的《攀古小庐文》书版全部被毁。近几十年来，此书的初版本我仅见过一部，难怪郑振铎说此书价格几与宋版相类。清晚期刻本中，还有一部书的珍罕程度与之相匹，那就是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初刻本。该书也与许翰有关，他晚年得了中风，仍然在校勘《义证》，捻军打到日照时，许翰登山躲避，他在《与秀才高伯平书》中写道：“辛酉二月，贼又至，不由前道，掠西境而退。五月又至，又掠西境而退，八月乃大至，由西境入，转而北，长驱入登莱，及其归，又穿东境，越敝邑而南，往返蹂躏，其何以堪！”
许翰信中还写到了其表侄在照顾他的身体，他们在山上躲了十余天，因为没有食物，表侄只能冒险回家去取，但刚入家中就遇到捻军，被杀于庭中，这样的惨况读来令人唏嘘。等捻军撤退后，许翰回到家中，看到历时27年刊成的《说文解字义证》版片已被烧毁，而他个人的藏书也全部被毁。
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丁宝桢被调往山东进行剿捻，到同治七年，捻军被剿灭，丁宝桢开始在山东复兴文化事业，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山东书局。但是关于山东书局的原始史料留存甚少，比如书局成立的时间，至今仍无定论，唐桂艳查找了各种文献也未寻得答案，故她在文中列出了相关研究者的不同说法。她在专著中也论辩了尚志书院、尚志堂与山东书院的关系，同时谈到了山东书局版片的流向。她在专著中又详细分析了山东书局的售书目录，她留意了同一书同一版本，因为开本和用纸不同而产生的价格差异：“纸白、版大、漂亮、干净的书总是受人们的喜爱，所以‘白纸初印’‘白棉纸初印’‘竹纸初印’‘原板白纸’‘原版初印白纸’‘宽大’，这些特征均会为书籍价格增加筹码。”
从书局的售书目录可了解到，民国时期山东书局既出售机器印书，也出售手工印书，对于机器印书所列出的批发价目，买的数量越多，折扣越大，最低可到五折，但是这些折扣“悉指石铅洋板书籍为标准，木板书不在此例。木板书零售概无折扣。”可见，到了民国时期山东书局的版片依然存在，但是木版刷印之书不给折扣，看来那个时期，书局已经意识到雕版手工刷印之书有其独特价值在，因为机器印书可以无限加量。
通过阅读本书，让我了解到了山东书局的更多细节，而我原本就有访书局之好，读到唐桂艳的这部专著，使我对其他书局资料的搜集有了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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