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又称《商子》，现存26篇，是商鞅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其中许多篇目记载了商鞅的思想理论以及商鞅变法的措施。《更法》是《商君书》的第一篇，主要是商鞅和秦孝公，以及秦国甘龙等贵族的辩论，是《商君书》是文学价值最高的一篇作品，反映了法家顺应时事，力图改革的精神。
想要读懂本篇，必须了解本篇的产生的背景。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上台。面对衰弱不堪的秦国，秦孝公发布了求贤令。不久商鞅到达秦国，以帝道（道家思想）、王道（儒家思想）和霸道（法家思想）来接受秦孝公的面试，最终以霸道思想通过。随后，秦孝公开始重用商鞅进行变法。
但是变法就是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革，其核心是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富国强兵，这会对秦国的贵族势力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改革必然会面临巨大的阻力。阻力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秦国的平民是否能够接受；二是秦国的贵族是否能够听从。针对第一点，商鞅以“立木求信”等措施来获得平民的信任，至于第二点，秦孝公也召集秦国的贵族和商鞅进行了讨论、争辩，以求获得秦国贵族的支持。本文的内容就是双方辩论的内容。
本文开始介绍了本次讨论的背景：“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此次出现的秦国贵族，主要有甘龙、杜挚两位大夫。甘龙、杜挚在历史上的记载非常之少，不像《大秦帝国》中那么有戏份。《史记》记载公孙鞅变法时，“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可见他们开始是反对变法。诸位大夫讨论的主题是“正法之本”，“使民之道”，也就是如何来治理国家、百姓的问题。
秦孝公作为一国之君，首先为这次辩论开一个头，他说：“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意思就是：继承先主之位，不能忘记国家大事，这是为君之道；设置法律匡扶君主，这是为臣之行。现在我想变法图治，却担心天下之人议论我。
商鞅就接着秦孝公的话开始说：“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也就是劝秦孝公要下定决心，要果断，不要在乎别人的议论，因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为此，商鞅还引经据典进行了说明，一是流传的谚语：“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二是春秋时期郭偃颁布的法典：“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秦孝公
公孙鞅实际上劝秦孝公要专断独行，不要和众人议论，这正是法家君主专制思想的反映。同时，公孙鞅认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也就是大政方针不能和百姓商议，他们只在乎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而“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所以变法主要能够强国，能够对百姓有利，那么就可以不遵循古老的典章礼乐制度。
秦孝公很赞同公孙鞅的说法，但是甘龙反对道：“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甘龙认为应该遵循旧的制度，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如此，就能够不劳而成，吏习民安。如果推行变法，破坏秦国的传统和制度，会担心天下之人来议论君主。
甘龙刚说完，公孙鞅立即反驳。商鞅认为，甘龙的说法是“世俗之言”，也就是平常人的见解，平常之人安于现状，溺于所闻，所以难以有新的看法。公孙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都不同，但是三代都称王了；春秋五霸的法律不同，但是都称霸了。所以何必要和古人相同呢？任何制度都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智者会制定法律，而愚者只能遵循法律；贤者更改礼乐，不肖者只能拘泥于礼乐。这些泥古不化之人不足与之讨论。
立木取信
接着，杜挚又站出来反驳公孙鞅。他引用“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来表达自己思想，也就是不能够轻易变法，在一般情况下，最好是沿用过去的制度，所谓“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公孙鞅又说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也就是古代各个时期，各个君主的法律都不同，哪有什么古法？商鞅又说出了各帝王的治国之道，伏羲氏和神农氏是“教而不诛”；黄帝、尧、舜是“诛而不怒”；周文王、周武王又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来制定礼法。所以，“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是商汤、武王兴起的原因；而不改变原来的礼法，又是夏商周灭亡的原因。
在这里，公孙鞅说出了历史兴亡的规律，劝说秦孝公下定决心，早点变法。秦孝公实际上早就下定决心变法了，此次辩论不过是自己布下的一个局罢了，目的就是为了稳住秦国贵族，以便通过变法。秦孝公说：“我听说民间议论都比较怪异，顽固之人总是做无谓的争论。愚昧之人喜爱的，正是智者鄙视的。即使有人拘泥世俗言论来议论我，我也不再犹豫变法了”。
此后，秦孝公正式开始改革。公元前359年，公孙鞅在秦国颁布了《垦草令》，成为了变法的第一道诏令。该诏令主要是鼓励农耕，招来人口，打击商人、娱乐、文化事业。具体的内容在《商君书》的第二章《垦令》有具体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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