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不是一部经典——找找那些失传的爱情
西门杏庵
引子：
回到《诗经》，寻找这门失传的爱情学问
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很多老黄历都在被迫改变，就连爱情都成了一门失传的学问，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面说的。《新周刊》第436期做了一个专题《爱情早已失传，若爱只爱一点点》，其中有这样的话：有人不承认这种说法，却得承认手写情书、轧马路、带你去外婆家、漫无目的的等待、有共同语言、一切尽在不言中、单相思、朝夕相处、等待初夜之类的缠绵法，的确已成过往。手机太直接、网络太方便、节目太程式化、机会太多、生活节奏太快、性太容易，这一切都反刃爱情，爱如焰火，爱散如灰。暖男、老情人、单身狗、直男癌、霸道总裁、小鲜肉、爱情老师、丈母娘、老夫老妻、“消失的爱人”、“在野党”、赞助商、炮友，以及云备胎，这些2014年出场的爱情角色，上演了新鲜的剧情。
怎么办？不如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源头——《诗经》那里，找找爱情这门失传的学问吧。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的话。孔子在《论语》中十八次说到《诗》。
可见，孔子有多么欣赏《诗》。这还不够，在《论语?泰伯》中又说，《诗》在修身、齐家、治国方面都很管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你得先读诗，用诗来熏陶你的气质。你看时至今日，我们夸一个人有文化，怎么夸？说这个人“风雅”，这个词就来自《诗经》。还有很多人从《诗经》里面取名字，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作家琼瑶，“琼瑶”这个笔名，就出自《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还有历史上有名的诸葛亮，字孔明。“孔明”二字就出自《小雅?信南山》中的“祀事孔明”, 意思是完备周详。还有那个民国才女林徽音，竟能让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三大才子都为之神魂颠倒。这“徽音”二字，就来自《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大姒即太姒,是周文王的老婆；徽音,意思就是“美誉”。还有，国学大师王国维，“国维”二字就来自 《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古人说，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髓；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诗词的源头在哪儿呢？就在《诗经》里。《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本来的名称叫《诗》或者“诗三百”（305篇）。说是诗集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叫民歌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500年才出了这么一部诗集，可见这诗集不一般。
《诗经》里有“国风”，也有“大雅”、“小雅”。《风》、《雅》、《颂》三类，是按音乐特点分类的。《国风》本来叫《邦风》，汉代避刘邦的讳，才改为《国风》。
啥叫风？按照《毛诗序》的说法，“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傅斯年先生在《傅斯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当代世界出版社，傅斯年著，2014年）一书中讲，风者，本泛指歌词而言，入战国成一种诡辞之称，至汉初乃演化为枚马之体。“风”和“讽”乃一字，一名词一动词。风乃诗歌之泛称。
傅斯年说，在《诗三百》中，无论二《南》还是《国风》，都是民间歌曲之类，正如现在常语所谓“民众为民众造的”，所以也没有作者。
作为“民歌”的“风”，就是老百姓干活的时候或者有怨气的时候，随口唱的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类似今天的童谣、顺口溜、情歌。《史记》里项王被围垓下，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他到帐中饮酒，身边有自己最爱的美人虞姬，还有陪伴他征战的骏马，名叫骓。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而汉高祖返回故乡时，把一帮故人叫来喝酒。酒到到微醉，汉高祖自己那着乐器，自唱一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上》（出版社、作者和页码核实后再填写）一书中说：“诗经中所谓变风、变雅的诗，就正是西周两位著名的暴君厉王（公元前878-前842年）、幽王（公元前781-前771年）时代的诗。厉王是因国人暴动，把他赶下台去的，这件事史无前例，在当时必引起很大的震撼。有君时，君太暴虐，君被驱逐；国家无主，人民心里头必定惶惶然，一肚子闷气只有对天发泄。”
这个时候，可以想见，周代的君王更加注意了解民意了。古人云：得民心者，可为天子；得天子者，可为诸侯；得诸侯心者，只可为大夫。那么，古代没有微博、微信，没有网络论坛，没有报刊杂志，没有广播电视，统治者靠什么来了解民意、民心呢？民调主要就靠收集各地的谣传的童谣、顺口溜，观察民间的情绪和政之得失，以便更好地巩固统治地位。
所以，周代就设置了专门的采诗官，就是太史。并且，周王还临时招聘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充当“协太史”，摇着木铎，走群众路线，到民间“调研”，深入田间地头，采集草根阶层口中传播的歌谣和传言，然后诵于天子（也有一说是各地精选、整理之后，献给朝廷的)。周礼王制，王制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之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士都是王的官，民都是王的民。地位在士之上的大夫主要在朝廷服务，而士组在民间，在网格化的井田制单位上，领着民耕种呀、收割呀、祭祀呀、治水呀，而且还管理学校，负责教化民。士和大夫都不用耕种，按级别给他们发奉禄代替耕种。太史和“协太史”也都有禄以代耕。井田制到周朝为止，已经实行了三千年，一直到周朝末期才废除，但也只是形式改变，实质没有变，还是由士当地方的干部，这是先民礼乐政治的基础建构。王只要用好士就能够教化民了，士作为王的代理人，不耕不种，有禄以代耕，主要从事教育、祭祀之类的工作，自然就比较知性，传播的都是王风。在熟人社会，上士、中士、下士，都是地方干部，他们各负责一块井田，久而久之，成了当地的士绅，有知识有威望，加上乡里乡亲，彼此都熟悉，自然就建立了感情。
我们今天读《诗经》，要回到井田制时代，去理解那个时代的王、大夫、士和民。当然，也要注意，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是毛本,真正先秦的原本是什么样，谁也看不到了，我们只能看汉代人转手添补、更改的版本了。我想像中的诗经年代，应该是这样的：看柴烧饭,煮一盘野菜，每天都吃野菜，然后看着月亮，走在湛蓝的天空下，望着漫山遍野的野葡萄（葛藟），呼吸着发甜的空气，还可以随便谈恋爱……看到这里，你应该摸摸眉心，看看有没有荷花绽放？
站到那个历史来看，《诗经》时代，奉禄代替耕种这种薪水制度，没有导致民的被剥夺、被压榨感，一个王官，一个王民，士和民之间其实并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是一起为王共治。当民起兵、揭杆而起的时候，士也与他们站在一个阵营里。因此，民的歌谣其实也是士的歌谣，至少风格上非常接近，尤其是《诗经》里那些以爱情为主题的歌谣，比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诗经?郑风?风雨》）、“邂逅相遇，与自偕臧”（《诗经?郑风?野有蔓草》）、“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诗经?郑风?子衿》）等等。经过三千年井田制的耕种与收获，不管是士还是民，都对天、风、雨、雷、电等有自己看法，而黄河流域漫长的冰天雪地的冬季，不能耕种，又让他们平白生出许多香艳的男女情事，看到两只小狗交配，都会心生爱悦。这方面，民更接地气，所以语言反而比士更生动。民对政治也会格外敏感，因为无聊的时光太漫长，他们得用段子和歌谣当网络传播，来打发时间。你看《三国演义》里那些长安的小孩子所唱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是个董字。十日卜，是个卓字。这是“民意”在诅咒董卓不得好死，想不到一语成谶，残暴董卓果然下场很惨。184年，黄巾起义的时候，也流传一首民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来的王莽刘秀都借童谣成了事，成事后又批评童谣充满妖气，惑乱人心，并下令禁绝童谣的风。王只要用好士就能够教化民了，士作为王的代理人，不耕不种，有禄以代耕，主要从事教育、祭祀之类的工作，自然就比较知性，传播的都是王风。在熟人社会，上士、中士、下士，都是地方干部，他们各负责一块井田，久而久之，成了当地的士绅，有知识有威望，加上乡里乡亲，彼此都熟悉，自然就建立了感情。
歌谣和传言就是所谓的“国风”。《诗经》里有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郦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共一百六十首。
《诗经》的语言很有韵味，富于音乐美，后代诗歌用韵的基本形式就是从《诗经》来的。李零先生说，诗有歌词，本来是用来唱的。只念不唱叫诵，配乐而唱叫歌。君子习礼，要先从背歌词开始，达到倒背如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参加各种仪式，善于借题发挥，引用这些诗。这样的诗，还不是完美的诗，完美的诗一定要加上音乐，歌词以外，有器乐伴奏，配乐而歌，甚至手舞足蹈。诗歌诗歌，要落实于歌；礼乐礼乐，要落实于乐。完美的当时的礼仪场合，有赋诗之风，不学诗就没法在这种场合讲话。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儒家泛道德化之后，“《国风》是民歌”的说法就变味了，有了微言大义。《诗经》也成了“君子”必读书，用来教人怎么做“君子”。孔子说“诗无邪”，就是从道德标准而非艺术标准来说的。《诗经》的地位上升，成了先秦时代的贵族教科书。
《诗三百》——这是《诗经》最初并无经的称号。你看《三国演义》里那些士说话的时候，只说“《诗》云”、“《诗》曰”，《论语》里提到孔子说诗的有十八次，他也只称《诗》或者《诗三百》。
到了西汉，有了经学博士，慢慢地，这诗集被尊为儒家经典，才开始叫《诗经》。谈传统文化时，常说到“四书五经”。“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元明清时代，“四书”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诗经》也成了钦定的教科书。“五经”是哪五经呢？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头一个就是《诗经》，是五经之首。
《诗经》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这是学界已认可的事实。而这个文化传统，是由周人开创的。《诗经》里面流淌的正是周文化的精神血液。如果说，欧洲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话，那么中国文明的源头就是周文化。这就是孔子说的“吾从周”的原因之一。
但是，“《诗经》不是一部经典”，这话是胡适说的。胡适的原话是这样的：“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出版社、作者和页码核实后再填写）胡适在这本书中还说，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通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惜的！……要懂得三百篇中的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抛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
余光中先生曾经说过：读者读诗，如初恋；学者读诗，如选美；诗人读诗，如择妻。但有时候，这三种身份可以重叠。
诗，毕竟是诗，读了感觉好就够了。对诗人话也大可不必当真，谁都知道，诗人的思维跳跃，想象丰富，最不讲逻辑的。随便举一例，曹植的《洛神赋》，特别有名，他写神女，这样描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成了名句，但这两句诗完全没有逻辑。神女在水上走，“凌波微步”了，怎么还有可能发生“罗袜生尘”，不可能、没道理的嘛。美国的桂冠诗人弗罗斯特说：“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所以，译诗，其实怎么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为了表达和传播，又不能不译。
博尔赫斯说，诗经得起误译。还好。
《诗经》到底该怎么读，每个人的理解都会不同。古人有一个很感慨的说法，叫“诗无达诂”、“诗无通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诗经》，没有绝对确切的训诂或解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一致的解释。
胡适写于1921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晨十时，到燕京大学讲《诗经的研究》。博晨光先生屡邀往演讲，今天始能去。演讲略如昨日记的大意，但结论有云：古来研究《诗经》的人，或能下死工夫（如陈奂、胡承珙等），或能有活见解（如方玉润等）。可惜无人能兼有死工夫与活见解两事。朱熹颇近于此，可惜他不曾生晚七百年！我们将来必须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训话、文法，然后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出版社、作者和页码核实后再填写）
那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年代，那是一个刀耕火种、男耕女织的年代，那是一简单与单纯的年代，那是我们祖先的童年时代。时间跨越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年。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人。2500年前的月亮已经不同于今天的月亮，2500年的爱情却和今天的爱情没什么两样。都是饮食男女，古人的那点事儿和今人的那点事能有多大不同？都是食色性也嘛。《诗经》“国风”中的几乎每一首诗都是性情的表达。每人爱过的人都是性情中人。不乏真诚，心性流露，随心所欲。
让我们一起走进《诗经》，品读《诗经》吧。
西门杏庵
2015年3月于海南海口桂林洋大学城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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