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长期误解的爱国思想者—解析中国现代史上的战国策派
作者：李 钧
节选自：《中华读书报》
假如一个距今天并不遥远的现代人物，其生卒时间却记载不明或者其言论被遮蔽起来，那么这里一定有问题值得深究。战国策派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谜团。
中国大陆对战国策派的研究，迟至2000年才真正开始。而许纪霖、李琼编选《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和叶隽主编“民国学术丛刊”中的雷海宗、林同济合集《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则让读者可以大体知道：战国策派学人到底说过些什么？
林同济、雷海宗均认同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文化形态史观。这种历史观与赫胥黎线性进化论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史观有所不同。用林同济的话来说，文化形态史观既非“线性”也非“辩证”的历史观，而是注重文化统相的综合的历史观。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体系如同生命体一样，往往经历由盛而衰而亡的周期；而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至抗日战争时是第二周的结束，而能否开中国文化的第三周，则要看抗战的结果。基于这样的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文化战争”，而不能泛泛地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带有循环论因素的历史观，作为一种学说或可相商，但是用“舆论一律”的方式对其进行批判，则非真正的学术批评。
细读《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和《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不难发现：战国策派学人是地道的爱国主义者，是以“复古为解放”的文艺复兴者，也是会通中西的历史文化学者。林同济与雷海宗从战国之前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大夫士”、“刚道”与“力”的精神资源，并系统批判了秦以后的官僚传统养成的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与钱神毒等四种毒质（《论文人》上），以期刷振国民精神，为中国文化重建清理废墟。林同济认为“中国人的第一罪恶，就是太文了！”为了使中国文明重新焕发生机，他提倡“力”的哲学（《力！》）——这是对维新时期“尚武说”、“崇力说”和鲁迅“摩罗诗力说”的翻新，在抗战背景下具有重要的“鼓民气”的启蒙意义。甚至可以说：战国策派因为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决绝批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轨道破坏者”。
世界现代史证明，战乱频仍的时代往往是民族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为“文化民族主义”。林同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新一轮“大战国时代”的来临，需要国力比拼：“大战国时代的特征乃在这种力的较量，比任何时代都要绝对地以‘国’为单位，不容局限于个人与阶级，也不容轻易扩大而侈言天下一体”；“你我的力必须以‘国力’的增长为它的活动的最后目标，你我的力不可背国力而发展。”（《柯伯尼宇宙观》）正是在这种政治观支配下，林同济将“战”“国”“策”三字分别解释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战国时代的重演》）于此同时，林同济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持严厉批判态度。他认为：“希特勒的办法是以武力征服一切，把国家、个性与贵士遗风一概蹂躏起来而建立一个机械性的‘车同轨，书同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始皇式的帝国。这种一拳扑杀那三个基本源泉（贵士传统、个性焕发和国命整合——引者注）的办法，终使文化走上颓萎的孽程。希特勒绝对要不得！”（《文化的尽头与出路——战后世界的讨论》）读着这些文字，真不明白当时的左翼批评家何以称战国策派“宣扬法西斯主义”？
雷海宗以历史学家特有的忧患意识为中国文化把脉。他一方面总结先秦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将“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集中了雷海宗1930年代中期著述的10篇论文，“内中大半可说是非议与责难，但并不是无聊的风凉话；又有一部分是赏鉴与推崇，但并不是妄自尊大的吹嘘。”在他看来，中国“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因而，他以军人、家族、元首等为个案，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负面因素，及其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造成的困扰。他认为，中国战国以前的“刚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认真继承；这种刚道文明在秦汉以后渐趋消亡，中国文化也因此变成了一种“无兵的文化”；随着皇权统治日益巩固，民众地位严重下降，导致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般缺乏向心力：中国古代“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无兵的文化》）这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说的代表言论，对于中国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意义。
雷海宗还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他认为中国历史大致可划分为周而复始的两大周期。第一周期自殷周至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可分为封建、春秋、战国、帝国、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等阶段——这是纯粹华夏民族独立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地位，可称为“古典的中国”。383年之后，由于胡人血统的渗入，导致各民族的融合，加之印度佛教传入，为中国文化带来新鲜血液与生机，从而形成了梵华同化的第二周——第二周可视为“综合的中国”。那么，中国文化为什么独有第二周呢？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由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和珠江流域，“到明清时代，很显然的，中原已成为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当然都与此有关。这个发展是我们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业。”他还认为，抗战是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第三周的开始。中国若想建设新的文化，就必须从古典传统中汲取刚道精神，同时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列国酵素”，从而实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雷海宗先生对中国现实的忧患和对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深切期待；而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也应验了他的见解与推想，令后来者不能不钦佩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标签： 体现爱国思想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