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是朱熹“哲学”最高范畴。论者或以二元论之，有“理气二元论”之说，其实还是一元，而且“理在气先”，“先”是一种逻辑上的先，而非仅仅在时间上。
朱熹认为一方面世界万物有一个总“理”，即“太极”；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元亨利贞’，必统于元；如时之春秋冬夏，皆本于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在此他将仁义礼智之大纲与春夏秋冬四时、《易》之“元亨利贞”对应，以为理之大者。而另一方面，反过来，万理中又体现“太极”，且“物物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每物每人都有理，即“理一分殊”。属共性与个性范畴。
“理”与“气”不相离，但理是第一性，主动的，形而上的，静的；气是第二性，形而下的，受制于“理”，被动的：“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
“理在事先”。每样事物都体现那个事物的理。在此，理是一种先验模式。朱熹自己举例说：“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熹是个博学的“宏儒”，不会不知道董仲舒以前那段尚未有君臣父子之理的漫长时期，而且那时风更调，雨也更顺。由这段朱熹思想“精华”的纲领性言论中可见朱熹整个体系本质之荒谬性。在认识论上，朱熹的“理”论显然对老庄的“道”的模仿而美其名曰“理学”哗众取宠，其实欺世盗名。本来无所谓“理”“气”之分，朱熹故弄玄虚将其复杂化、繁琐化。
朱熹同样十分主张“修养”，他把人的修养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未发工夫，唤做“主敬涵养”，另一种是已发工夫，叫“格物致知”，两者最终又殊途同归。“主敬涵养”的最终目的是“存天理，去人欲”。而朱熹对所谓“格物至知”中“格物”的解释第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达到真理；对“致知”的解释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物穷理要求做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格物至知”最终目的是达到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大用”。可惜人有九窍，人欲就是天理，何以革为？如何去之？在此可见朱熹是个腐儒。而且他自己的人欲竟比谁都强，从这角度来说，朱熹又是个骗儒，其所谓“理学”也是标准伪学。朱熹是虚伪的化身，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丑陋中国人的典型写照。
“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与他整个体统步调一致，主要强调伦理标准和道德的践履问题。朱熹继承二程衣钵，也说知先行后，但他认为穷理才算是知，“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语类》卷九）。知理而后行，听起来一点都不错，但空谈谁都会，关键是怎么个“穷”法？答案却是“执古御今，以静制动”，我晕！原来朱熹老按过去方针办事，从古老主观观念出发，“理定既实”“稽实待用”，显然是从死“理”出发，抱残守缺。因此，朱熹的“知先行后”是不可能掌握新事物的。事实上其“格物致知”方法是机械表面的，不能深入事物深层本质，不能真正探究其本源。“立理以限事”，“理”在事先岂不成了认识事物的限制、框框、绊脚石？不如无理。如果按照他的理论办事，世界永远不会发展。正是因为发扬这“执古御今，以静制动”精神，才导致中国人不得不贴着护身符以长矛对付洋枪洋炮；北洋水师在港内以静待毙，成为世界海军史上笑话。
当朱熹在世放毒时，宰相王淮和吏部尚书郑丙就曾一针见血地严厉指责朱熹之流：“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朱熹的“道学”也因此名声臭掉。庆元二年叶翥又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宋宁宗即位后，朱熹的“道学”又被贬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其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理学威风扫地，几乎被视为邪教加以严打。正如所有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一样，朱熹为人也同样十分卑鄙——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再加上社会广为流传的严蕊遭遇，以至当时群众义愤填膺要将其正法以息愤。庆元四年(1198)，宋宁宗不得不出重拳加以严打取缔，下诏要求伪学之徒改视回听，并订立《伪学逆党籍》，即“庆元党禁”，粉碎了一个以朱熹为首的五十九人“伪学逆党”――宋朝的“反革命集团”，大快全国人心！当时南宋形势一片大好，以致“邪论”死党们惶惶不可终日，从此不敢再入朱熹家门，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示与邪学伪人划清界线彻底决裂。最后朱熹在正义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并侮过自新道：“深省昨非，细寻今是”，看上去已革心洗面，好象要烧掉自己过去全部文字，彻底否定了自己过去的邪说似的。所谓“若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的禁欲主义欺世荒言也不攻自破，“封建”卫道士画皮被无情地剥掉而终于露出狰狞的九龙黑纹真身。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邪学首领朱熹羞恨难以见人，终于在他昏黑的晦庵中孤独地死去。一代伪人终于沉寂了。
时来运转。不可思议的是这段公正的判决，九年后竟被翻案！！朱熹突然变成了“思想家”，朝廷不但奇怪地为朱熹恢复了“名誉”，还追赠什么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伪学”也跟着变成了“理学”，“逆党”们更是弹冠相庆，都摇身变成了道学家。人们不禁要问：怎么了？？？原来宝庆三年（1227年），新皇帝宋理宗独具慧眼，看出了朱熹“理学”的实用价值，一旦将其宣传成真理，可以起到麻翻全国百姓成为听话“顺民”的“大用”。所以一上台立即发布诏书为其评反，并追赠为太师、信国公，还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他“有补治道”作用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麻痹中国人民思相的显学，流毒竟数百年不衰。今天眼见国渣又有浮起迹象，岂不哀哉。
标签： 朱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