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宗师，而且还是封建时代一名有责任心的官员。无论在断断续续的仕宦经历中，还是以学者身份闲居乡间，朱熹始终救灾济困、为民解忧，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之中。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谥文，世称朱文公。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出生于福建尤溪。
“视民如伤”，“民怀其德，不忍其去”
朱熹出生于南宋初年，父亲朱松是北宋进士出身，南渡后担任尤溪县尉，朱熹即出生于福建尤溪。他天赋过人，“幼颖悟”，19岁中进士，入京城顺利通过铨试，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
青年朱熹来到同安上任，就职之始，就在官署大堂上悬挂了一面“视民如伤”的牌匾。“视民如伤”出自《左传》中陈怀公与逢滑的一段对话，陈怀公问：“国胜君亡，非祸而何？”意思是，国家被敌国战胜，国君逃亡，这不是灾祸又是什么？逢滑回答：“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意思是，我听说国家想兴旺，就要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这就是它的福德；国家想灭亡，就把百姓当作尘土草芥，这就是它的灾祸。
朱熹深受传统儒学以及北宋以来兴起的理学思想影响，他后来曾提出过“国以民为本”“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平易近民，为政之本”等民本思想，“爱民如子”“取信于民”“与民同乐”“富民为本”等经常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朱熹认为社稷为民而设，君主的地位取决于国家社稷的存亡，为此要努力争取民心。朱熹《大学章句集注》曾指出：“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朱熹初入仕途就将“视民如伤”公开悬示于众，不仅是一种为政宣示和对自己的提醒，更是以此接受百姓们的监督。《宋元学案》记载，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还体恤乡里百姓，上书减免赋税，重视乡村教育，筹款整修县学。3年任期结束，朱熹政绩突出，深受乡民拥戴，《宋元学案》记载：“士思其教，民怀其德，不忍其去”。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南宋的南康府在今九江、庐山一带，治所在星子县（今庐山市）。朱熹到任时逢大旱，灾情十分严重。《宋史》记载，“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朱熹不仅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还积极向朝廷争取减免税赋。由于措施得力，百姓“多所全活”。这时，浙东地区也发生了灾荒，朱熹因为救荒有方，“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命朱熹前往浙东救灾。
朱熹还未到任就给其他州郡写信，召集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朱熹到达时，各地商船运来的粮食已经聚集了很多。朱熹每天都深入乡间考察灾情，《宋史》记载朱熹“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也就是在乡村考察时一律单车独行，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朱熹雷厉风行，也以此要求属吏，有的官吏受不了而“至自引去”。对于丁钱、役法等规定，如对百姓不利，朱熹都整理出来加以革除，同时制定规划，为百姓做长远打算。朱熹在浙东虽然时间不长，但政声远播，宋孝宗赵昚对王淮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知漳州，到任后发现当地土地兼并盛行，失地农民生活困苦，他主张“经界”之法，即核实田亩数，根据实际田亩重新确定赋税。此举能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遭到大地主等既得利益者反对，无法推进。正在这时长子朱塾去世，朱熹以此为由请辞。
首创社仓，“后人因之，皆惠政也”
朱熹早年中进士，但此后仕途并不顺利。一方面，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名“主战派”，得罪了朝中主和的权臣，因此被贬官，朱熹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朱熹服膺儒学，平生有志于游学、讲学，对官场并不热衷。朱熹中进士至去世前的50多年间，仕途经历时断时续，中间曾以各种理由辞官。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是一篇比《宋史·朱熹传》更全面的朱熹传记，全篇“辞”字竟出现30多次，其中5次指文辞，其余全部是辞官的表述，有“辞”“力辞”“又辞”“再辞”“辞不拜”“以疾辞”等。
朱熹无意官场，并不是放弃对百姓的责任而只去做一名书斋里的学者。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出生于福建尤溪，父亲去世时他年龄还小，父亲临终前写信给好友刘子羽，让朱熹拜其为义父。刘子羽是抗金名将，也因主战而被贬，居住在崇安（今武夷山市）。刘子羽不负好友重托，为朱熹母子建造了5间住房，又安排朱熹从教于有“武夷三先生”之称的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朱熹与崇安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发生严重水灾，颗粒无收，官府救灾不力，致饿殍遍地，饥民骚动。朱熹正辞官在崇安的五夫（今武夷山东南一带）休养，看到灾情，忧心如焚，立即与崇安知县诸葛廷瑞一起商议救灾事宜。朱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力劝豪绅发所藏粟粮赈饥，还向官府请贷六百斛粮食散发给百姓，以解燃眉之急。
灾情过后，朱熹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的生计问题，他深感遇到大灾之年仅靠官府力量很难做到迅速而全面地救助灾民，必须同时发动民间的力量。为此，朱熹提出了在乡里建社仓的构想，用以弥补官府救灾的不足。朱熹给王淮写信说“今灾解，不可不料后复有前之事”，建议：“官粟存仓，为法甚密，远水解不得近火，请予五夫建仓留赈，每年一赈一偿，又能易新以藏，实为一举二得之举。”
经过朱熹多方奔走，建于乡间的首个社仓——“五夫社仓”很快建成。朱熹亲自制订《仓规》，举荐乡里有德望的4位乡贤共同管理社仓，还争取到福州知府陈俊卿的支持。社仓平时多方筹粮储粮，在青黄不接时借粮给乡民，一般取息二成；如发生小灾，利息减半；发生大灾，免除利息。社仓是一种互助式的备荒办法，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改变了乡间受灾百姓单纯依靠国家拨谷救济的思想，培养了乡村百姓的自我保障意识。“五夫社仓”建成后各地纷纷效仿，《建宁府志》记载：“社仓，前贤创之，后人因之，皆惠政也。”（作者为文史学者）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陈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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