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宋诗选注》的一场大论战
2008年9月李裕民教授发表《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探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的苦衷和学识上的缺陷，随后陶符仁于2009年4月19日发表《为钱锺书先生辩——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误订”》，对李裕民提出异常尖刻的批评，在网上引起一阵热评，如今李教授又在《社会科学评论》上发表《是“误订”还是“误辩”——答陶符仁对〈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责难》，对陶说作了全面的批驳，这无疑是本世纪学术领域内的一场精彩的论战，谁是谁非，笔者暂不作评论，因该杂志一般读者不易见到，特将此文转发于此，并附上述二文，以便大家了解这场论战的全貌。
笔者附识2009年7月7日
是“误订”还是“误辩”
——答陶符仁对《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责难
李裕民
凡名人故去后，常常留下一些谜团供人猜测，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就留下了两条：一是说起《选注》中的苦衷，二是说自己有“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但他偏不举例证，让人摸不清是真话还是假话（包括过分的谦虚或自诬）。我想如是真话，他一定是根据自身的许多事例得出的，在《宋诗选注》这本书里多少会有一些表现，于是试着作些猜测，仔细读了几遍，终于找到一些,于是撰文作了探讨，提及“欠缺历史修养”、“不太懂考据”等缺陷。我觉得对文学家来说，有一些专业之外的缺点不算什么，就像说历史家欠缺文学修养或欠缺形象思维，都不算什么大问题。我的文章原题为《钱钟书选注宋诗的苦衷和学识上的缺陷——〈宋诗选注〉发微》，在《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3期）上发表时，被编辑部改题为《钱钟书〈宋诗选注〉发微》，继而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2期）转录，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小文章，却引起个别人的不满，招来了一阵狂轰滥炸。
2009年4月19日，陶符仁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一篇《为钱钟书辩——李裕民〈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的“误订”》，文中将我的“猜测”扭曲为“订误”，然后说我“误订”了，把钱自己说的话栽到我的头上，谴责我在“指斥钱先生的‘学术缺陷’”。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视本文为文革中的“大字报”，“罗织经”，放了一通连珠炮：悖妄，谬妄之态可掬，像街头的补衣匠，逞其无知，肆其狂悖，像个大学低年级生，吹毛索瘢，效拘虚小儒，胶柱鼓瑟，十足错误的批评，教人齿冷，率尔武断，不足为训……。
好厉害啊！但我不禁要问：上述的语言在拙文中能找见吗？到底谁的文章更像文革中的“大字报”呢？大概陶符仁觉得这样做还不过瘾，又把去世十多年的我的老师也牵出来，企图敲上一棒。从古到文革确有“株连”这一招，但就是“株连”九族也轮不到老师呀，陶没有署真名实姓，我不知道他有多大，要是他经历过文革，一定是经验老到者，如果年龄尚小，那就不能不钦佩他的不学而会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天分了。
一 陶符仁的辩词全都站不住脚
陶符仁之辩，到底有多少理呢？下面按照陶文的次序，作具体的分析。
一、关于“孤证不定”说
陶符仁在进入具体问题的辩驳之前，大谈一通方法论：“史学家应该‘孤证不定说’，而李教授大概忘了这一条”。
陶大概自以为掌握了史学家的诀窍了，其实是他忘了最基本的常识，事物是复杂的，这“孤证不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并不适用于任何场合。当讨论的问题只是有还是没有或者是还是不是时，往往只须一条铁证就够了，例如在你辩词中所提宋江是否投降的问题，只用一条铁证就解决了,怎么转眼就忘了?是你特别健忘还是有意忘记,只有你心里明白了!我写的文章是属于后者，这论点“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是钱自己立的，我要探讨的是钱说的是否真话；找到了一些例子，证明他说的是真话，如果不存在，那就是假话。我还找到一条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虽然只有一条孤证，你驳不倒，就说明它存在。
我们通常写的论文，论点是都是作者立的，这当然需要搬出大量证据，单文孤证不能成立。例如陶符仁一开始说：“李裕民教授是从‘订误’起家的”，然后推定“假若一个人终生业此，乐之不疲，就像街头的补衣匠，时间干得久了，也就很容易自以为是，悖妄起来，甚至一见裁缝店，便手心发痒，不问好坏，一律揽作生意，那便不免要闹笑话了。”开始用“假如”，说着就成了事实，成为你“动起‘妄心’”的目标。这是你的立论，得拿出大量证据来，而你仅仅拿了我的《四库提要订误》这一孤证就随便引申。如果你稍微费心查一下我三十多年来的论著，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既不是“订误起家”，亦非“终生业此”，订误只占少数。这“孤证不定”原来是陶对付他人用的，自己可以不受此限，天下竟有这等道理！
二、关于“版本不甚留意”的例子
我在《探微》中说到：“对版本不甚留意，如147页吴涛诗，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十五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
在陶符仁看来，这里不存在版本问题，陶说：“假如说，‘不留意版本’的批评可以成立，那还需要别的例子。因为，李文所举的例子，本身就很有问题，或者可以说，不通版本学的，其实是李教授本人。”《宋诗拾遗》，“钱先生是看不到此书的；退一步说，即使能见到，也不一定采录，因为《拾遗》所录的吴涛诗四首，《环溪诗话》中都有，并没有多出的。据此可知，《拾遗》就是采自《诗话》，没有别的来源（《宋诗纪事》所录二首，亦据《诗话》，可为旁证）。而《暮春》的题目，一望而知，是辑者自拟的，……《绝句》之题，也还不是钱先生所拟，那是根据《宋诗纪事》的。”
这一番话靠的住吗？吴沆《环溪诗话》今存的是明、清的本子，而《宋诗拾遗》是元人陈世隆编的，他所见到的《环溪诗话》必定是宋、元本，从版本学的常识讲，总要优于明、清本。怎么会不存在版本问题呢？不仅如此，陈世隆还能见到吴沆的《环溪集》，此本明初尚存 。陈世隆是出版家陈思的从孙，曾增辑过《兩宋名賢小集》一百四十家，《环溪集》等书都不难见到。你有什么理由断定他“没有别的来源”呢？《宋诗拾遗》引的四首诗，都有题，与《诗话》有异，又没有注明出自《环溪诗话》，在无直接证据之时，只能说：采自《诗话》或别的集子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其题也很难说一定是辑者自拟的，所谓“一望而知”也能算证据的话，我看陶符仁大可不必费心写这篇长文了，只要说一句“一望而知”《探微》完全错了，就得了。至于拿着抄自《诗话》的《宋诗纪事》作旁证，就好比自己举自己为证，那是没有证明力的。退一步说，即使题目都是元代辑者所拟，也比没有题目强，起码在注中提一下，对读者也能起点启发或参考作用。我之所以说“对版本不甚留意”，只是提一下，并不想太苛求，毕竟这本书藏在南京图书馆，一般人不容易见到。但如果钱钟书能多留意版本，托人看一看，依其身份和地位，应该是不难办到的。
三、关于“对作品缺乏考辨”之一
我在《探微》中举了两例，一是：“如王安石的《夜直》（49页），作者是否王安石，宋人已有异议。周紫芝《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证据应该说是很硬的，这是王安国的孙女婿沈彦述亲口对他说的，而沈看到过手稿。钱钟书认真读过《竹坡诗话》，这条材料应当见过，如可信，应改正，如不可从，也该作考辨，然而一句也未提及，就直接定为王安石的作品了。”
陶的辩词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李教授的话，不无可取处，但过于自信了，所以不免语病。这首诗一向载于王集，并非钱先生“直接定为”的，李教授既没检《临川文集》，也没有检《荆公诗注》，便率尔武断，是不足为训的。
应该说，我的理由已申述得非常清楚了，陶大约觉得无理可驳，便扯到别的话题上，说我“既没有看《临川文集》，也没有检《荆公诗注》，便率尔武断”。我看这“武断”二字，还是你留着自己享用吧。我不仅藏有《临川文集》和《荆公诗注》，还有与《临川文集》有很大差异的《王文公文集》，稍有宋代文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书不是王安石编的，是后人所编，有不少漏、误之处，宋蔡絛《西清诗话》指出：王文公“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密叶花枝少’……皆王元之诗。‘金陵独酌’……皆王君玉诗。‘临津艳艳花千树’、‘天末海门横北固’、‘不知朱户锁婵娟’，皆王平甫诗也。” 李壁的《诗注》中多处指出疑非王安石所作，说到《即席》，“或云：此平甫（王安国之字）詩” 元代方回还指出《杭州呈胜之》亦是王安国所作 。既然有那么多疑问，我们在引用时必须注意分辨，如果是你陶符仁一见集中有的，不问真假，拿来就用，我不会指责，因为你毕竟不是名家，但对钱钟书而言，看到“一向载于王集，就‘直接定为’”，不作考辨，这就不能不说是缺陷了。
陶又说：“既选之而又自驳之，钱先生做事情，还没这样疑信参半、首鼠两端的。”这就奇怪了，本来，问题很容易解决，如果承认是王安国作的，就把它放在王安国名下就行了，谁要求“钱既选之而又自驳之”了？生造出一席话，再加点挖苦式的评论，这也叫为钱先生辩？
四、关于“对作品缺乏考辨”之二
关于《李师师外传》，钱说：“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说汴梁城破以后，她不肯屈身金人，吞簪自杀……”
我在《探微》中说：“据我考证，此《外传》乃是清顺治年间的作品。”“用这样一个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来论定真实的历史人物，离真理就太远了。”
陶反驳道：钱的上述话之下，还说到：“不过据这首诗以及《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卷五、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等看来，靖康元年正月宋政府抄没了她的家私以后，她就逃亡流落在湖南、浙江等地方。其实，这只是李教授的‘罗织经’。钱先生的原话，再也明白不过，又何尝信其为真了？但一经‘截割’，‘断章取义’，钱先生的意思也就变了。”
我驳的仅仅是钱说“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这句话，说的不正确，它不是宋人作的，下文引到的《三朝北盟会编》、《墨庄漫录》都是宋人作的，我没有异议，为什么非要扯在一起说？钱引前后两说，中间用了“不过”二字，转到另外还有一说去，但没有表态：前一说不对。一般学者在并列两种说法时，总是把倾向性意见放在前头，倘若钱考证出它是明、清作品，他会放在宋人撰的《会编》和《漫录》的前面去介绍吗？
陶又说：“今人有数家考证，”“从旧说作宋人作品，未为不可。鲁迅所辑《唐宋传奇集》，亦收此篇，作宋无名氏。”
我实在闹不明白：陶符仁在为自己的作品辩解，还是为钱辩解，怎么不站在钱的高水平上，却按自己的低水平去要求？老实说：《宋诗选注》要是陶著的，对这一点差错，我不仅不会说不是，反倒会适当肯定的，因为陶总算参考了一些书，比瞎编强。但碰到钱先生如此做，我不能不表示遗憾了：对早在几十年前鲁迅的话，怎么不考证一下是否可靠，拿来就用呢？我当时看到钱这一段话之后，有些怀疑，又查阅了诸家考证，觉着都有举证不力的缺陷，便试作进一步考证，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确定决非宋人作品，在《探微》中把考证的结论拿出来了。按照陶的说法，我是“大学低年级生”，既然大学低年级生也能考证清楚，堂堂文学名家更容易做到，却不肯作考证，拿来就用，这难道不是“对作品缺乏考辨”吗？
五、关于缺乏历史素养、不太懂考据之一——宋江问题
我在《探微》中说：“历史上的宋江只是个游寇，在河北、山东、苏北一带打游击，被称为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最后在海州战败投降。根本没有在梁山泊活动的任何记载，更没有将梁山泊作为起义的根据地……至于元、明人将宋江和梁山泊联系起来，那是受小说影响的结果。”
陶认为我的说法，是袁枚早就说过的旧说，只是被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驳倒了，余氏认为：“宋江据梁山泊，既历见于元人诗文及明、清地志，又为《方舆纪要》（按指顾祖禹书）所取，自必确有其事，无可疑者。”“1958年的钱先生，必是取余氏新考，而弃旧说的，所以才会那样下笔。李教授效颦余氏，亦步亦趋，而于余氏的名文，却不知一读，偏要逞其无知，肆其狂悖，来斥钱先生的欠缺历史素养，岂不是教人齿冷！”
我要提醒陶氏，你只要稍微比较一下我与袁枚之文，就会看到两者并不一样，袁的问题提的对，但举证不足，更没有谈“淮南盗、京东贼、河北剧贼”，而我说这些，背后是有一批史料为据的，只是这里毋须展开而已。对余先生的大作，我在几十年前就读过，可能比你还早，说我“不知一读”，恐怕是你在“逞其无知”吧！只是你读了半天，就没有读懂，我只好再谈点必要的常识。考证是讲证据的，而证据必须看其证明力的大小，余先生考证工夫很好，但不是篇篇都对，在这篇文章里就犯了一个大毛病，拿的都是元、明、清的资料，那不是第一手资料，连第二手资料也称不上，只能算第三手的资料。缺乏证明力的第三手资料怎么能否定第一手资料呢？八十年代学术界关于宋江是否投降派之争就是一个教训，双方都拿不出第一手资料来，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马泰来找到北宋末年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中叙述了宋江等人穿着官服进城的场面，并表达了对朝廷政策的不满，这一条铁证就把问题解决了。这说明：“孤证不定”不是绝对的，在有还是没有、是或者不是的问题上，只要一条有力的证据就可以了。邓广铭师是讲究证据、服从真理的，看到马文后，在多个场合中承认自己“宋江不是投降派”之说错了。知错就改，这就是大学者的风范。
我在《探微》中举这首诗证明：“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钱说‘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宋江之事’，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本来，事情很简单，如果陶能否定这条证据，就能证明钱的说法能够成立，否则，只能证明我说的没有错。然而陶却背着牛头不认账，蛮不讲理的提出：“除了马氏拈出的那首外，‘采著’宋江之事的宋人诗，李教授能否再举出第二首？”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当年可做不出这样的事：要求马泰来能否再举出第二首来。
我举那一首诗之意，只是驳了钱的推论，并没有强求那时的钱去找到这条材料。宋江的造反，其规模不大，远远比不上方腊，当时的文人骂方腊的诗文甚多，骂宋江的诗文很少，这是很自然的。如果钱的历史素养稍高一些，即使没有见到马泰来提到的那条材料，也不会轻率地责备宋士大夫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大量的事实表明，自秦以来，士大夫最敢说的就数宋代了，在皇帝不耐烦听臣僚意见站起来就走时，他们敢于上前去拉着皇帝的衣服，让他回到宝座上听完意见，他们提意见最激烈时把吐沫溅到皇帝的脸上，甚至把皇帝所作的事情说的一无是处。这些对研究宋史的人来说是很普通的常识，钱没有掌握，这不能不算是“欠缺历史修养”的一点表现吧！
六、关于诗人年代问题
我在文中说过《宋诗选注》的“诗人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等”。
陶文辩道：“这证明李教授于《宋诗选注》的体例，也没有细察。《宋诗选注》是为普通读者而选，是通俗读物，其底本则为《宋诗钞》。”
从这番话看，陶符仁是“细察”过《宋诗选注》的体例，认定《宋诗选注》是以《宋诗钞》为底本，其排列方式并不以“诗人生卒先后为次”，也就是说，《选注》的排列方式是参照《宋诗钞》而来的。听起来振振有辞，想必理由十足。待到一查《宋诗钞》，不对了，事实完全相反。首先，简单地把《选注》说成以《宋诗钞》为底本是不符合事实的，《选注》总共选了80人，其中见于《宋诗钞》者仅34人，其余46人是从其他书中找来的，陶把钱的博采众书的辛苦劳动，轻轻一句话统统都否定掉了，钱若在地下有知，又该对你这位辩护士的做法作何感想呢？其次，看一下《选注》的排列方式究竟是不是与《宋诗钞》相同。为了方便比较列表如下：
诗人 《宋诗选注》中的次序 《宋诗钞》中的卷数
王禹偁 3 卷一
林逋 5 卷十三
梅尧臣 7 卷八、卷九
苏舜钦 8 卷四、卷五
欧阳修 9 卷十一、卷十二
李觏 11 卷四四
文同 13 卷二六
王安石 15 卷十八、卷十九
王令 18 卷二四
苏轼 21 卷二十至二二
秦观 22 卷三六
张耒 23 卷三十、卷三一
孔平仲 24 卷十六
唐庚 27 卷四六
黄庭坚 28 卷二八
陈师道 29 卷二五
韩驹 33 卷三三
汪藻 36 卷五一
王庭珪 37 卷九一
陈与义 41 卷四二、卷四三
刘子翚 47 卷五三
杨万里 48 卷七一至七九
陆游 49 卷六四至六九
范成大 50 卷六一至六三
陈造 54 卷三七
徐玑 57 卷八七
徐照 58 卷八六
翁卷 59 卷八五
赵师秀 60 卷八四
刘宰 63 卷九二
戴复古 64 卷九五、九六
刘克庄 69 卷八九、九十
文天祥 78 卷一百一
汪元量 79 卷一百五
《选注》将林逋排在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之前，《宋诗钞》则在三者之后，永嘉四灵的排法，双方次序完全相反。总而言之，两者的排列方式截然不同。我真不明白，陶氏到底“细察”过没有，怎么会看走眼到这等地步！
陶符仁又进一步补充说：“传统的总集编纂，并不总是以生卒先后，还有别的依据，如‘次以科第’”。
请问：《选注》“次以科第”了吗？钱在介绍人物时，根本不提他们是哪一年中的进士，何来“次以科第”？再看具体的科举情况，以《选注》中排在第14至17位的文同、曾巩、王安石、郑獬、刘攽为例，他们中举的时间分别为皇祐元年（1049）、嘉祐二年（1057）、庆历二年（1042）、皇祐五年（1053）、庆历六年（1046），显然，他们中举的时间早晚与《选注》的排列毫无对应关系。陶符仁连《选注》都不曾好好读一读，就敢写出驴唇不对马嘴的辩护词，钱钟书若地下有知，岂不气死！
七、关于偏狭的表现之一——未选朱熹诗、《正气歌》、妇女诗的问题
陶文说：李教授还指了钱先生的“褊狭”。具体为：钱先生没选朱熹的诗，没选宋代妇女的诗，以及没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李教授“欠缺文学修养”，并不懂诗，本来没资格说这些，他之所以敢于妄言，我猜想，那是因为见别人都说过了。没选《正气歌》的事，是学者讨论得最多的，王水照教授有过考究，……没选朱熹的诗，刘永翔教授有过提及。这些文献，想来李裕民教授都看过。
陶大概是想说：我在拾他人之牙慧，或以为要与人争什么发现权吧！《选注》选了什么和没有选什么，都是明摆在那里的，还用看别人文章才能知道吗？文天祥《正气歌》和朱熹的《观书有感》，这是大家常见的诗，我在中学里就会背了，一直认为是好诗，翻开《选注》，不见收入，自然有想法，对照钱自己的说法，我以为这就是“偏狭”的表现，这是我的看法，他人没有这样提的。同一件事，谁都可以提自己的看法，同一条材料，谁都可以使用去说明不同的问题，这并非都要注一下，谁已用过这条材料吧！
陶说：“至于宋代妇女的诗，李教授的说法，是很足令人失笑的。李教授大概读过一些宋词，便误以为宋代妇女的诗，也像宋代妇女的词一样，有什么妙作，一时想当然起来。他不知道，历来宋诗选本里，就没人选过妇女，关于这个，钱先生是‘吾从众的’。”
我要问陶符仁：你真翻过“历来宋诗选本”吗？我对诗是外行，不过，据我的孤陋寡闻，康熙皇帝《御选宋诗》中选录了68名妇女诗 ，厉鹗《宋诗纪事》就选了118位妇女的诗。这两部书，《四库全书》里就有，不难找见，不知何以博的了不得的陶符仁敢说：“历来宋诗选本里，就没人选过妇女。”刚才“令人失笑”的你，此时是不是该苦笑了，“一时想当然”的话用在陶符仁头上更贴切吧！至于说“钱先生是‘吾从众的’”，实在是小看了钱先生，他是最讲个性的，要是都“吾从众的”，他就不会去做这本《选注》，也不会不选众人都选的《正气歌》了。
八、关于偏狭的表现之二——苏辙好戴高帽子问题
我在《探微》中说：韩驹小传中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页114）。在现在民众心目中，最知名就算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次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等，知道储光羲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拿他作比喻怎么能算一顶高帽子呢？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列举了24种唐人诗体，就没有储光羲的份。钱先生在注中说到：“苏辙称赞参寥的诗酷似储光羲，参寥回答说：某平生未闻光羲名，况其诗乎？”说明储光羲在宋代知名度也不高，宋人不把它看成一顶高帽子。
陶反驳道：苏辙本人，尤其推崇储诗，他的后人苏籀记《栾城遗言》：“唐储光羲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写的比较差的，已足与王维并论，那当然是一流的作者了。
这也算是辩护词，实在不值得一驳。所谓高帽子是现代的词，它是有公认性的。单是个别人的认识怎能叫做高帽子？儲光羲在宋人心目中地位到底有多高呢？这里不妨列举有关的选本和诗话为证。
南宋柯梦得《唐贤絶句》，收唐诗人54人，无储光羲。
南宋赵师秀《众妙集》，收唐诗人76人，无储光羲 。
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收108家，其中有储光羲，占诗人总数0.92%。
南宋计敏夫《唐诗纪事》收1150家，其中有储光羲，占诗人总数0.1%。
北宋姚铉《唐文粹》收唐人诗958首，其中收储光羲诗1首，占收诗总数0.1%。
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絶句》，其中收储光羲24首，占收诗总数0.24%。
从以上选本可见，当选录诗人在数十人时，还轮不到储光羲，只有到人数超过百家、诗数将近千首才有他的位置。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汇编了评述唐诗人的资料，其《前集》收唐诗人28人，无储光羲。其《后集》收唐诗人21人，仍无储光羲。这一切，难道还不清楚地表明，在多数宋人的眼中，储光羲的地位和一流的李白、杜甫相比，差距还相当远吗？
陶又辩解说：钱先生开玩笑说：“苏辙动不动把人比作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这是一种机智的俏皮话。
说俏皮话、开玩笑，仅仅是形式，其本质往往含讽刺之意，这一席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是用比喻手法去讽刺苏辙。请问陶符仁：如果你在过分吹捧某人时，有人说：你就会动不动给人戴高帽子。你觉得这是让你高兴的玩笑吗？
二、陶符仁有意回避了两个问题
我在本文写作之初，对陶符仁不按照拙文论述次序写作，颇感纳闷，待到驳毕，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有意回避问题，又想不露痕迹，为构思这篇文章，可是费煞了心机。
一、回避了拙文中陶氏无法辩驳的例子
看着陶符仁气势汹汹的样子，指斥我犯了“十足的错误”，我以为他把拙文举的例证都驳完了，待到仔细一查，不对呀，我在猜测钱氏“学识上的缺陷”时，举了10个例子，陶仅驳了5个。再看一下那5个未驳的例子，可以说，没有陶氏任何钻空子的余地。原来他在气壮如牛的背后，却隐藏着难以启齿的虚弱。
这5例中，第1条是严羽注中把历史年代搞错了。第2条关于道学的评语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第3条是钱常说作者的“生年死年不详”，我说其实有不少是不难考知的，并列举了9个很容易考知的例子。第4条、5条内容不多，不妨引证于下，以便读者参考。
秦观小传中云：“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页76）。这句话犯了时代先后混淆的错误。徐积比苏轼大9岁、郭祥正比苏轼大2岁，怎么能说他们是“苏轼以后”的人呢？（下略）
有的注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页6说：三馆指昭文、国史、集贤。按：宋代根本没有“国史馆”之称，“国史”乃“史馆”之误。
陶符仁认定我是误订而辩驳的，为什么对这5条避而不谈？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一棍子把我打死，要达到这一目的，自然不能承认我有一半是说对的，而且还不能让读者看出有对的部分。怎么办？于是就打乱次序。如何重排次序，也是经过推敲的。我的10例本是这样排序的：历史素养欠缺3例（第1至3例），缺乏考证5例（其中第4至6例诗人生卒年，第7、8例作品），最后谈两个小问题：第9例常识错误、第10例版本。陶要用“孤证”这个大棒打我，只能选择后两者，而第9例是驳不倒的，于是把第10例放到最前面，与“孤证”相呼应，第7、第8例，放在2、3位。第1例放到第4位去。这样，一开始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李裕民只会拿点孤证说事，一经驳倒，全盘皆垮。谁也不会再去注意比对，是否还有未驳的内容。其思虑之周密，令人惊叹，要是用到做学问上去，该多好啊！
二、回避了拙文讨论的主题：钱钟书自己说的有“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这句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问题其实很简单，有具体表现就是真话，没有，就是假话。我经过考察，找到了十多个例子，认为是真话。陶驳了半天，却不敢回答上述问题，不敢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钱氏所说自己“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实际并不存在。为什么不敢说？这不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自己肚子里明白，有点理亏，还有5例无法驳倒。其二，得出上述结论，就意味着钱说了假话，那就需要进一步回答：钱为什么要说假话？这又是陶最为作难的。于是，陶符仁为了摆脱困境，想出偷梁换柱的高招，把钱的话按到我头上：“李教授……指斥钱先生的‘学术缺陷’”，“李教授还指了钱先生的‘褊狭’”。这样，他只要驳完，就算大功告就，可以绕开难题，得胜回朝了。可怜啊，为了打倒我，费煞心机，太累了吧！
三 并非离题的话
陶符仁说：“李教授效颦余氏，亦步亦趋。”
这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学术前辈的问题。不错，我的确仿效余嘉锡的名作《四库提要辨证》，写了一本《四库提要订误》，但我从不曾想东施效颦、亦步亦趋。我一贯主张，对前人的长处应充分吸取，短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陶君好好看一下我那本书的《前言》，里面就写到：“本书纠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之疏误十余处。”
陶符仁撰文为钱钟书辩解，又拉出我的导师来，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导师的问题。
从陶文看，我真不知该说他是几年级学生，但可以断言，决不可能是钱钟书的弟子，钱怎么会培养出那么“逞其无知，肆其狂悖”（套用陶爱说的话）的徒弟来呢！最多是徒孙或徒曾孙，或仅是钱的粉丝而已。维护师道尊严之心可钦，尊师之道似乎还不太懂。真正维护师道的办法不是护短，而是应该纠短，弟子只有在吸取导师长处的同时，纠正其短处，才是对导师的尊重，才是有出息的弟子，才能使学术水平一代比一代提高。如果一味护短,不能在导师的水平上有所超越,那不成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吗?长此下去,一代不如一代,那才是学术界的悲哀!这里不妨举一个尊师的例子，我上大学时对我帮助最大的导师徐规先生，今年九十高龄了，谁都知道他非常尊敬导师张荫麟（号素痴）和陈乐素，把自己的论文集取名叫《仰素集》。我就见他在张荫麟著的书上校出不少错误；在为纪念陈乐素百年诞辰而提供的论文是《陈著〈求是集〉校勘记》 ，纠正导师缺失30处。在他看来，把导师的缺失指出来，其他正确部分，后人可以放心地吸收和引用了，这才是对导师的尊重。我觉得这就是最佳的尊师表现。可惜的是，时下能这样想、这样做的人太少了。近几十年来出不了大师，原因甚多，恐怕和这种良风未能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最后，欢迎批评、欢迎辩论，只是有一点小小的要求，请署上真名实姓,以便讨教。这不过分吧！
1 我的专著、编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等30来部书，以及230多篇论文目录已在网上公布，可供查阅。
2《宋史》卷208：吴沆《环溪集》八卷。《文渊阁书目》卷二：吴沆《环溪集》一部三冊。
3蔡絛《西淸诗话》卷下、页217，《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机构略2002年。
4 李壁《王荆公诗注》卷21《勿去草》：“或云是杨次公诗。”《望皖山马上作》“此诗疑非荆公作”。《寄慎伯筠》：“或云王逢原作”。卷40《归燕》“或云此乃郑毅夫所作”。卷45《即席》“或云此平甫诗”。卷47《临津》“此平甫诗，或误刋于公集。”《上元夜戏作》“疑此平甫所作”。卷48《嘲叔孙通》“或云此诗宋景文作。”
5方回《瀛奎律髓》卷4：“此王安国诗，今《王校理集》行于世，误入其兄《荆公集》中。”
6圣祖仁皇帝御定、张豫章等奉敕编《御选四朝诗•御选宋诗》，四库全书本
7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237页，上海机构略，1990年
8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历史文化研究》（续编），机构略，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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