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意·女色·悲情·仙境
——文化视野中的桃花意蕴探析
伴随人类文明几千年，桃花早已从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象上升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诗学意象，它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并被反复运用，成为文人们抒情表意的有效凭借物，成为文学中的优势意象。关于这一点，有一项统计资料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问题。笔者在互联网上借助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全唐诗检索系统对诗文中较为常见的几种花卉在唐诗中的出现频率作了一番检索统计，结果如下表：[1]
花卉名称 桃花 桃 梅花 梅 杏花 杏 梨花 梨 菊花 菊 荷花 荷
出现次数 442 2265 174 1333 172 576 146 399 143 864 70 1223
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桃”还是“桃花”在唐诗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出其它花木，足见其文学活性。不仅如此，即便在日常的话语表达中我们也能经常见到桃花活跃的身影。可见，桃花形象已深入人心，酵变成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表象。
由于文学的长期浸润和日常话语的持久打磨，桃花作为一个语词，吸附并积存了非常丰厚的文化信息，从而确立了它在汉语话语体系中强势地位。桃花也以其饱满的文化意蕴有效地承载了它作为文化符号的社会功能。因此，探析桃花这种潜在的文化意蕴有助于增强我们文学欣赏和文本解读的自觉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流变的内在机制。当然，桃花特定文化意蕴的凝聚并不仅仅是文化生活的结果，它跟桃花本身的自然属性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行文中，我们将循着自然属性因素、文化的传承层积因素这两个角度对桃花的文学运用实际和日常话语实践进行考察，在整合出桃花的文化意义系统的同时也试图由此揭示出这种意义系统形成的原因。
那么，桃花的文化意蕴具体该如何释读呢？本文试着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梳理。
（一）
桃树原产我国，其生长习性很早就为先人所熟知。“褪粉梅梢，试花桃树”（周邦彦《瑞龙吟》）如果说，梅花是报春使者，那么，桃花的绽放却是真正宣告了春天的到来。尤其是一种称之为小桃的桃花开得更早。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云：“小桃上元前后即著花。”小桃花开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南宋词人赵鼎词云：“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鹧鸪天·建康上元作》）与他同时代的李持正说的更直接：“小桃枝上春风早，初试薄罗衣。”（《人月圆》）可以试穿薄衫，想见天气确已泛暖。“竹外桃花三两枝”也是展示了早春的一份生机。老舍的《二马》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野桃花开得最早，淡淡的粉色在风雨里摆动，好像媚弱的小村女，打扮得简单而秀美。”[2]写的也正是早春桃花的那份清纯之美。待到阳春三月，桃花当令，树染胭脂，枝挂红霞，此时此节桃花真是占尽人间春色。桃花舞春风，花影摇红，春意浓浓。李白有诗：“桃李出深井，花艳惊上春。”（《杂歌谣辞·中山孺子妾歌》）抒写的是对桃花艳冠群芳的感叹。而“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苏轼《新城道中》）和“小园几许，收尽春色。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秦观《行香子》）也在暗示着桃花在春天的舞台上永远是不可替代的主角。甚至在残花飘零的暮春时分，桃花还能传达出“桃花流水鳜鱼肥”这般的悠闲之美。桃花优美的姿容，妍丽的色彩，勃勃的生机，现身的绝好时节，使之成为春天无可挑剔的形象代言人。春天是生命涌动的季节，人们为了赞美生命而赞美春天；桃花是春天的宠儿，多情的人们为了歌咏春天也常常歌咏桃花。桃花就这样悄然融进人们的文化血脉，植埋下它在我们文化视野中的第一个支点。
由于桃花醒目的形象和在春天时里的独特地位，它成为突出的时空标志物，成为命名物象的重要依据。最典型的莫过于桃花水。春季冰雪消融，雨水渐多，河水上涨，是谓春汛，此时正值桃子花开，遂名之为桃花水、桃花浪、桃花汛、桃汛。《礼记·月令》上说：“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汉书·沟洫志》“来春桃花水盛”注引《月令》后解说：“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冰泮，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花水耳。”历代诗文亦常见此类说法，如杜甫《春水》诗：“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辛弃疾《生查子·独游雨岩》亦云：“非鬼亦非仙，一曲桃花水。”此外，春雪也常被人们称为桃花雪。
桃花在春风中绽放，飘零，没有春风，桃花的浓浓春意将无所依归，我们姑且用“春风桃花”来描述桃花的这层文化意蕴。
（二）
桃花盛开的三月，是万物蕃长的季节。桃花花色艳丽，花朵大而多，展示的是娇艳、柔媚的形象。这种自然特质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青春女子。我们应该注意到柳条所比的是女子的身段，而桃花着眼的则是女子亮丽的容颜，怒放的花朵与迷人的笑靥之间确实有着非常贴切的可比性。所以，桃花固然可以指代许多美好富艳的物象，但自古以来，它常用来比喻美貌女子。桃花就象影子一样常伴随着佳人。《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表面上看似摹写桃花盛开之貌，实则是借物起兴，歌咏新婚女子的娇媚可人。钱钟书在《管锥编》里论及“桃夭”时指出“‘夭’即是‘笑’” [3]，当然此笑应是美人的倾城之笑。春秋时楚国漂亮的息夫人别名“桃花夫人”，后世以息夫人为桃花女花神。晋代王献之的宠妾芳名叫“桃叶”，宠妾之妹则名“桃根”，宋代词人常以桃叶桃根指称歌女姊妹。当然，最为人所传诵的文学例证当数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人面桃花”终成家喻户晓的经典组合。自此以后，桃花与佳人的关系一直笙歌不绝，只是有所泛化。晚唐韦庄有“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女冠子》）这样的秀色摹写。宋代蔡伸《苏武慢》里也有“小园香径，尚想桃花面”这样的心理直白。南宋程垓诗曰：“缃裙罗袜桃花岸，薄衫轻扇杏花楼。”桃花岸边佳人隐现，娇女步春的形象飘然如活。汪藻“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春月》）道出佳人嫣然一笑的别样情态。元代张可久“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人月圆·春晚次韵》）则从另一个角度释读了“人面桃花”。逮至清代，我们能看到美人血溅诗扇，画家点染而成的是桃花，而非梅花抑或荷花，[4]曹雪芹安排佳人林黛玉去埋葬的也是桃花。这些与其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作家的刻意为之，是作家的文化心理积淀使然。可以略带夸张地说，有佳人处皆有桃花，有桃花处时有艳遇。时至今日，男子如有艳遇则谓之交了“桃花运”，男子如贪求美色而遭殃则称之为“桃花劫”，据说白族青年结婚时喝交杯酒也要用桃花，诸如此类，都应是桃花与女色这一特定联系的衍生物。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桃花与女色的关联性。中国古代女子喜爱用桃花为饰物，歌女则以桃花扇为歌舞道具。南宋李莱老有词句：“柳色春罗裁袖小，双戴桃花。”（《浪淘沙》）元曲赵禹圭《双调·风入松·思情》：“唤丫环休买小桃花，一任教云鬓堆鸦，眉儿淡了不堪画”。这两例都可看出古代确有女子戴桃花为美的习俗。至于桃花扇，也有两例可说。晏几道名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风。”（《鹧鸪天》）讥讽的是歌舞升平的生活，但桃花扇与歌女的陪属关系揭示的也非常清晰。南宋罗椅也是这样描写歌女的：“萼绿华身，小桃花扇，安石榴裙。”个中情味由此可见一斑。
可能是桃花的色泽过于浓丽，易使人产生俗艳之感，也可能是传统社会对女子的偏见，桃花不知从何时起就背负了“轻浮”、“不专一”这样的道德指责。就连杜甫这样严肃宽厚的诗人居然也写下了“颠狂柳絮因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漫兴绝句》）这样的诗句，一个“轻薄”，一个“逐”，两个词语所呈示的活脱脱是一个“傍大款现象”的古典版本，道德倾向不言自明。桃花的颜色——“桃色”在现代汉语语词中顺理成章地成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名词，甚至连红色本身也受到牵扯，产生了“绯闻”这样富有汉语特色的词语。
（三）
花开花落，即使花期再长，花儿总也有凋零的时候，所以在中国文学中，感慨花事，伤春、悼春、惜春是一个近乎永恒的主题，人们借助它抒发相思之苦，失志之痛，离别之恨，甚至兴亡之叹。“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陈与义《虞美人》）好景难续的伤悲永远是文人心头难以抹去的梦魇。由于文化背景的因素，桃花的零落所引发的愁绪却不甚宽泛，它往往很轻易地被文人们导向一个预设的对象——爱情，并且是悲情。美好的事物容易遭受摧残应是世间的普遍现象。娇艳的桃花除了要面对自然风雨的欺凌，还要经受浮浪子弟的攀折之苦，人见人爱的尤物（佳人）何尝不是如此？在岁月的蚀刻和人为的侵夺之下，红颜们在追求幸福人生的过程中往往要备经沧桑，备尝艰辛，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桃花夫人为了息侯，为了爱情，绝不偷生，花神的血泪凝滴怎能不使桃花沾染上一层浓浓的悲情！“桃花也解愁，点点飘红玉。”（薛昂夫《双调·楚天遥过清江引》）她们面对桃花的开开落落，怎又不生美人迟暮，红颜薄命之感？上文所讨论的桃花与女色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桃花与悲情之间的文化联结。
让我们来看看桃花与爱情之悲在文学中是怎样同位出现的。刘禹锡《竹枝词》（其二）：“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诗歌借桃花的衰败表现爱情的失意在文学史上极富典型意义。大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感伤在陆游的《钗头凤》里被抒写得凄迷缠绵，“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在文学史上几成绝唱。周密《清平乐》：“一树桃花飞茜雪，红豆相思暗结。”所言说的也无非是相思愁苦。林黛玉《葬花词》“……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也是见到桃花飘零而产生的哀伤自怜，更是她在爱情失意之后，香魂消散之前所唱出的天鹅遗音。李香君美艳而不失忠贞高洁，饱受小人凌辱而不屈，但最后扇破花消爱情终成空幻，作品以“桃花扇”名之，难道不是在暗示一种悲剧意味？文学史上屡见的“落红”意象渲染了数不尽的伤感，但这“落红”之中大多数应关乎桃花，关乎爱情。爱情一旦以桃花来喻说，美丽的背后总难免一份涩涩的酸痛，桃花为佳人盛开，却往往为悲情凋零。
桃花的悲情意蕴除却自悼自怜和爱情的感伤之外，还包涵着一种岁月流转的沧桑之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自然、人事的比对过程本来就极易引发此种感慨，而中国的人文传统更加浓了桃花的这一层意味。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流布深远的美丽传说。南朝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永平年间，浙江剡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途不知归路，饥饿之中来到一山谷，谷中溪水潺潺，桃花夹岸，俩人巧遇两个绝色女子，遂相缠绵，刘、阮乐而忘归，半年之后归家始发现人间已历七世，复寻去，则形迹全无。这种仙凡迥异的情形怎不叫人萌生今昔之感，而刘、阮遇仙之处被世人称为桃源仙境，可见桃花在这个故事构成中的重要地位，桃花自然也就沾附了这层沧桑感。这个故事大概就是桃花包蕴沧桑意味的文化源头。唐代刘禹锡的《游玄都观》和《再游玄都观》二首诗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桃花的这种文化意蕴。桃花年复一年的依旧开落与人事衰变的不可逆转形成鲜明的对照。桃花喻示了自然的永恒，这种永恒却常常反衬出人们种种追求的虚无，前引崔护诗实际上也有这份憾意包蕴其中。宋人刘辰翁《金缕曲·闻杜鹃》：“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前度。”作者描写临安的凋敝，追忆当年的繁华，显然这里的桃花无关风月，只寄寓了作者着意历史兴衰的苍凉之感。刘辰翁作品中桃花意象出现频率颇高，但大多指向这个审美层面，这可能与他生活在南宋末年这样的时代环境有一定关系。王炎午的“且不知门外，桃花何代”（《沁园春》）述说的也是这份家国沦落的悲情。
如果说“人面桃花”是一种经典组合，那么“桃花流水”同样也是非常适配的一种。“桃花流水窅然去”（李白《山中答问》）“暮去朝来颜色故”（白居易《琵琶行》），桃花的易凋，流水的易逝与容颜的易衰，情意的易变、岁月的流逝之间能自然地建立起一种稳固的隐喻关系。它昭示了桃花在文化意蕴上的感伤色彩，是直指“桃花”文化内核的有效快捷方式。
（四）
似乎很早以前，桃树、桃木就沾附了“仙气”，具有镇鬼辟邪的神秘力量。较早的记载见于东汉初年王充《论衡·订鬼篇》所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晋代郭璞《玄中记》云：“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突，并执苇索，伺不样之鬼，得而煞之。”《太平御览》引《典术》：“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木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此仙木也。”
桃木治鬼的传说也是丰富多彩的。《淮南子·诠言》说，“羿死于桃囗”。东汉许慎注：“囗，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据说羿死后，做了阅领万鬼的官。古人关于桃木辟邪的联想，与这一神话故事有关。试想，桃木棒连统领众鬼的羿都能击杀，用来制鬼就更不在话下了。此外，在古代神话里，夸父逐日，干渴而死，化为桃林。将桃树说成是追赶太阳的英雄所化，这大概也是相信桃木能制鬼辟邪的一个原因吧。桃树枝色若紫铜，富有光泽。桃木棒结实而有弹性，用做击打或防身，自是良器。这些特点，或许便是桃木神异传说的初始依据。
桃树成了神树，桃木成了神木，桃子更是仙果，连类而及，桃花也随之仙化了，特别是桃树成林，桃花成片之后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上文所引刘阮传说就极富想象力地展现了桃花深处仙女出没的迷离仙境，桃源洞天，烟霞氤氲，仙意弥漫。这个传说以桃花喻美人及其“仙味”为依托进行编结，展示了我们民族的美好理想，也展示了桃花的多重文化意蕴，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桃花”文化的精神原型价值。东晋的陶潜以这个传说为文学基因创作了他的不朽佳作《桃花源记》，文章表现了他那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我们更留恋溪流尽头的那片桃林。“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盘桓其中，不是仙人也成仙了。后世以这一传说为题材的诗文不少，王维、王安石分别作有《桃源行》诗各一首，韩愈则留下《桃源图》诗一首，对这些作品的主题、形象、风格的异同，程千帆先生有过详细的比对诠释，[5]但笔者认为唯有王维的《桃源行》才回归传说的本旨，突出故事本身的遇仙色彩，也强化了桃花的仙物意味。受这些文学传承的影响，游仙作品常常笔涉桃花，美妙的仙境也必得桃花衬染。黄庭坚《水调歌头》：“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描绘的就是桃花掩映，红露湿人的神仙境界。张旭的“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桃花矶》）怀想的也是桃花所出的仙源圣境。仙女是美女，仙境更是胜境，仙界永远优胜于人间，美好的事物也只有仙化了才合乎民族的审美逻辑，桃花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中也不知不觉地成琅苑仙葩。现实中的桃花林让人流连忘返，但仙化后桃花林更是充满了离奇、神秘和浪漫。“东风吹雨衣不湿，我在桃花深处行。”（明·罗洪先《后园咏》）此等况味岂是言语所能道得！东海上的桃花岛可能因为金庸而成名，但我更认为是桃花这个浪漫的名称让人对这个孤僻的小岛浮想联翩。遍布各地的桃花山、桃花谷、桃源洞也都在巧妙地借助桃花潜在的文化意蕴暗示人们这是一方人间仙境，值得一游。
如果我们继续用一个语词组合来概括桃花文化意蕴的第四个层面，那么，“桃花深处”将是一种非常精确的选择。“桃花深处”所提供的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准确地包容了仙化之后桃花美好、离奇、浪漫的美学特征，也是引导人们理解桃花文化意蕴的准确路径。
（五）
上文我们从各个方面讨论了桃花的文化意蕴，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呢？我们于此就它们彼此的关联性再作简要的探讨。
依据上文分析，我们认为，在桃花的符号化过程中，其自然属性是其文化意蕴得以确立的事实基础。桃花的自然属性与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桃花成为生命活力的象征，成为春意的代名词，再加上古人生殖崇拜的心理因素，桃花又与青春女子建立了稳固的隐喻关系。生命力是春意和女色的共性，所以中国文化中女子性意识的涌动常以“春”来描述，如怀春少女、春情勃发等。生命力总有衰弱的时候，与女色紧密相关的爱情总也有失意的时候，因而，桃花必定指向悲情，悲情也就成了桃花文化意蕴的一个重要层面。从文化传承层积上考察，《诗经·桃夭》可以说是赋予桃花美女形象的文学源头，中国文化中仙女就是美女的同等置换心理和神话中桃是神木的思维传统催生了刘阮桃源遇仙的迷人传说，其后刘阮故事进入中国文学主流，并被不断强化，作为故事本身构成的象征要素——桃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成了仙境的代名词。就这样，春意、女色、悲情和仙境四位一体，共同构筑了桃花的文化意义体系，它们是桃花的自然属性和文化积淀相互生发，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春意到仙境展示了这种意义体系的内在梯度层次，相对而言，前三者属于“自然”衍生的文化意蕴，易于接受，后者的形成则具有较多的“人为”作用，与原始属性距离较远，不易理解。
正如词义体系对我们理解词语，提高语言能力至关重要一样，准确构筑并描述文化视野中重要物象的意义体系对我们感悟民族文化精神同样意义非凡。经此探析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面对桃花，品味桃花了。
注释：
[1]（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专业版）
[2]《老舍小说经典》第一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3]钱钟书：《管维编》第一册，中华书局限性1986年版，第70页。
[4]事见清代孔尚任《桃花扇》。
[5]程千帆：《俭腹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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