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著名词人中，有个离经叛道、无视正统、不辟俗俚、我行我素的白衣浪子。他宁愿坚持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无视正统皇权卿相，坦率真诚地为市井民众谱写了一曲曲脍炙人口的歌词，为后世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这个人就是“奉旨填词”的柳永。
柳永（约987----1053），福建崇安人，原名三变，字耆卿，一字景庄，晚年改名永。他的故乡建州地区在当时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文献名邦”。他生长在一个传统的读书奉儒之家，祖父柳崇以儒学著名，做过小官。父亲柳宜也是一代儒生，当过南唐的监察御史，入宋后做过沂州县令，太宗朝又中了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他的长兄柳三复也在真宗朝进士及第并做过官。在这书香气很浓郁的文化环境影响下，也养成了柳永自小勤学苦读的良好习惯。可能由于其家庭条件较好的缘故，年轻时他常常出没于秦楼楚馆，与歌儿舞女、教坊乐工交往甚密，经常为他们写作歌词，和他们浅斟低唱，与他的“狂朋怪侣”在酒楼里欢饮狂歌，到烟花巷陌偎红倚翠。其间，他写的词风靡一时，传播四方。无论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或者文人学士、市井百姓，都感受到柳词的冲击波。然而他却屡试不第，为此而常常愤愤不平，写下了《鹤冲天》词，一抒胸臆：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由于柳永性情恣狂，桀骜不训，故意和那些帝王将相唱反调。据说有一次应试，本已中了，到临发榜时仁宗故意将其黜落，说且让他浅斟低唱去吧，还要那浮名干什么。可见，吃亏的当然是柳永了。直到景佑元年（1034），皇帝才发了慈悲，让他中了个进士，得了个小官，那年他至少48岁了。
从心底来说，皇上还是想用用柳永，只不过是嫌他太恣狂了，只要柳永能收敛收敛他的狂性，还是有用的。有一次仁宗皇帝命教坊进新曲《醉篷莱》，内廷有一位姓史的官员有意举荐柳永，就趁仁宗高兴之时建议让柳永为此曲配词，仁宗准奏，柳永一时兴起，欣然走笔，词名《醉篷莱慢》：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
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
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不知是何原因，仁宗一看这首词就不高兴，当读到“此际宸游，凤辇何处”时，脸上惨然，又读到“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在坐的大臣面面相觑。柳永的仕途随着掷之于地的诗稿，从此荡然无存了。
本来这次机会是一个好事，没想到其结果这么遭。至于仁宗不高兴的原因至今是个迷，后来据皇上身旁的人猜测，是柳永不慎使用了仁宗作真宗挽词用过“宸游凤辇”几个词语，再加之“太液波翻”的“翻”字皇上不喜欢，但不至于龙颜大变，掷诗稿于地呀，仔细想来是另有原因的。
就仁宗来说，他是一个生性谨慎、务本向道的帝王，他的规范意识很强，特别注重生活小节，比如大臣王拱辰给他的宠妃张贵妃进献了一个定州红瓷器，他发现后就追问到底，当得知是大臣王拱辰进献的之后，就大发雷霆，用木棒砸碎了瓷器。后来又发现她身着灯笼锦，得知是潞国公文彦博送的后，很不高兴，后来文彦博的官职一降再降，据说是涉及灯笼锦之事。再之，仁宗欣赏的是经过封建伦理道德雕饰过的儒雅之士，他认为皇帝占有多少女人都是合乎规范的，而臣子就有限度了，妻妾成群尚且可以，总和妓女混在一起就不好了。他也允许官僚们听听她们唱歌，看看她们跳舞，甚至自家也可以养几个歌儿舞女，但不能太认真，不能说出来，不能放在桌面上。而柳永呢，恰恰相反，他是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恣游狂荡、只图一时痛快的风流才子，他把皇帝和官僚都做了但心照不宣的事，他既做了，又说了出来，写了出来，让大家到处去唱，还不无夸大渲染之辞，这就犯了皇室的忌。他那首《鹤冲天》分明就是对皇权的抗议；他那种揶揄圣主、戏谑卿相、玩世不恭的态度；那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浪子情调，写出来便是对皇权的挑战。试想，仁宗能给他好果子吃吗？能让柳永领他的皇粮吗？快去用浮名换你的浅斟低唱去吧。然而，仁宗并不了解柳永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境界，而在这一境界中存在着反叛规范、放纵的自由意识。这恰恰和尼采用日神和酒神来象征两种文化精神一样，前者是外观的幻觉，后者是情绪的放纵，二者都是人类对生存品质的追求。规范难免虚伪，放纵必含骄逸。
柳永和仁宗是两路人，他们不可能坐在一条凳子上的。这点仁宗心里是最清楚的，但柳永不明白，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审美观点的不同，怎么能联系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上呢？他把皇帝估计得太宽宏了，把自己估计得太乐观了，至死柳永都不明白这一道理。到了他快接近花甲的时候做官的心还是不死，于是他想起了晏殊，试求其理解和帮助，因为他们是同龄人，并且晏殊又是宰相，都喜欢写词曲，所以就满心和宰相谈谈词，找点共同语言。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就去找晏殊，希望宰相词人能理解他。这真是当局者迷，而晏殊这个旁观者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他知道皇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两人各怀着自己的心思，谈到了词，晏殊开口就说：“贤俊作曲子吗？”柳永从容答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当仁不让，马上说，我虽作曲子，却不象你那样放肆。这次短暂的会晤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从此，柳永的官场生涯再也无望了。
现在我们再把晏词和柳词作以对比：
柳词今存206首，其中直接涉及男女情事的约130----140首，这些词除了写离别、相思等内容外，约有一半左右写到男女艳情，比如写女性的体态：冰肌玉骨、娇眼朱唇、轻细好腰身、；写男女云雨欢愉：凭相依偎、洞房深处，特地快相迎、抱着日高犹睡等等。
晏词今存140首，无一首像柳永那样坦率地写男女欢爱，虽然也有一小部分写男女情事的，但写得比较含蓄、优雅。如《浣溪沙》写女性美：
玉碗冰寒滴露华，粉融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
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
写男女之情多数是相思、离别，如《浣溪沙》：
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旧欢前事入颦眉。
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
即便写恋情，也很含蓄，如《诉衷情》：
东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恼他香阁浓睡，撩乱有啼莺。
眉叶细，舞腰轻。宿妆成。一春芳意，三月和风，牵系人情。
我们把柳永和晏殊同类题材的词稍加对比，就看得出明显的不同。柳词中的女性主要是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中的女性，写得比较艳，比较露，性感较强。晏词中的女性主要是豪门华筵上唱歌跳舞或侍奉宾主的女性，写得比较典雅、含蓄、优美。柳词中的男女之情常常涉及房中床上的事情和体验；晏词则绝不写这些。柳词中的女性多是风月场上的；晏词则是交际场上的。柳词中的男女之情常常涉及两性的云雨合欢；晏词则仅限于情感意念范围。
柳永不想对感情遮遮掩掩，他喜欢坦露出真诚的情怀，喜欢铺陈渲染。即便是风尘女子，他也敢坦言真诚的爱恋和同情。他把男女之情写得太真切实在了，但却没有赤裸裸的性描写，充其量也不过是“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昼夜乐》）。
晏殊则用大量篇章写男女情事之外的生活和感受，他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位雍容典雅的达官贵人，在那里或伤春、悲秋，感慨时光的流逝、节序的变化；或在清风明月之中，山水花草之间宣泄一点官场上的厌倦和郁闷；或在小园香径中独自徘徊，看一看落花飞燕，叹息一番生命的衰老。他也写梦、写醉、写宾客往来、写听歌赏舞吟诗作词之事。总之，只写“高贵者”的生活，不写“卑贱者”的所事；只写正统文人清客的情趣，不写风流浪子的作为。
如果说劳伦斯对两性生命之爱的描述并非低级庸俗的话，那么柳词正是人类精神中深层次的高雅了。
说到底，晏殊的审美观念是正统的，代表封建士大夫的；柳永的审美观念有点离经叛道、不辟俗俚，比较适合市井民众的口味。晏词的市场在文人骚客之中，柳词的市场即包含了文人骚客，又有市井民众。在这点上柳词的文化市场要比晏词的广阔了。
在柳词中，还有不少一般人都公认是高雅的词，比如写都市繁华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写羁旅情怀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写旅途景色及感受的《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写离愁别绪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悲秋念远的《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淡）；写执着追求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等，这些词艺术性极高，历来被认为是柳词的代表作，是宋词中第一流的精品。
总之柳词无论是在词体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对后来的词的发展与解放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提供了更便于抒情叙事的艺术形式。之后的词家几乎无不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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