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高峰，而其中尤以北宋的在诗词文三方面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北宋年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家，主要有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梅尧臣、苏舜钦、柳永、晏殊、张先、宋祁、曾巩等，还有三苏父子也在仁宗朝晚期开始活动。这些优秀的文人随之也创作了数量惊人并且质量颇高的文学作品。
北宋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代，中期大致指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宋仁宗在位的四十年，这一时期的宋代社会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宋代文学在这一动荡过程中也逐渐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
宋仁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与任何一个时代作纵向对比都毫不逊色，造成这种文学兴盛的原因绝非偶然，而有其特殊产生条件的。
文学走向繁荣，势必有一个积累至爆发的过程。仁宗朝四十年的文化兴盛是一个历史延续的过程，是建立于对前代文学的继承的基础之上。
在宋仁宗时期，文坛之上最重要的运动当是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这一运动使仁宗朝时期的文学风格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简单的理解，古文革新运动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对前代文学的彻底颠覆。然而事实上，文学涵义里的革新并非意味着只创不袭，当时文学的兴盛固然有新的文学思想冲击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却也深受晚唐五代乃至宋初西昆文学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本人身上。文学研究总体来说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共同行为，但落到实处，却又是许多优秀的个体人物在进行。这些个体行走在文学道路之上又不可避免的受到外界文化氛围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他们的老师、文友、同僚等，这些人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盛行文风的贯彻者。可以说，文化革新运动的早期发起者往往本人就是在所革新对象的影响之下成长的。如仁宗朝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本身就出自西昆门下。天圣年间，西昆派代表作家之一钱惟演为西都（洛阳）留守，而当时正当青年的欧阳修担任留守推官，与挚友梅尧臣一起同为钱惟演的幕府之宾，得到了钱的悉心栽培。
青年时期的学习对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岁月之打磨可以让语言更成熟，风骨更苍劲，然而情思一项依然很难摆脱青年时期学习的痕迹。比如欧阳修，他的词毋须多言，大部分都是典型的五代特色，“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他最擅长的文，如代表作品《秋声赋》，所谓“情致纡徐”，平易畅达的文风背后何尝不也是隐了一颗多愁敏感的文人之心呢？又如柳永晏殊两大词家，前者虽然大力发展了慢调，但题材内容依然停留在晚唐五代；而后者更是以太平宰相的身份效仿南唐冯延巳，虽然不能说两者全然相同，但基本风格还是走同一路子，“晏元献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刘攽《中山诗话》）。这样一种对前代文学相当明显的继承，和当时整体偏重革新的文风是否抵触？在欧阳修等人文中体现出与自己文学思想似有偏颇的文字，又是否矛盾？
在宋仁宗朝之前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基本上是偏于消极地接受前代文学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作积极的创造发展。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系统地继承前代文风本无可厚非，比如西昆代表人物刘筠和杨亿，诗文虽不脱唐末五代之气，但其作品形式华美，风格典雅，有相当高的成就。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也相当高。“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作为古文革新的领袖人物欧阳修更是不吝赞美之词：“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欧阳修《六一诗话》）；又后人陈师道云：“杨文公刀笔豪瞻，体亦多变。”（《后山诗话》）；近代杨庆存在《论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及发展》一文中也认为：“杨氏虽有‘雕章丽句’之说而旨在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今读其集，亦无轻巧浮靡，反多豪迈瑰奇。”这种风格被当时的许多著名士人所采用，“一代名臣，如寇莱公文潞公赵清献公，皆西昆诗体。”（《随园诗话·卷五》）。一种文学风格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必然是有其优秀之处的。不过也正因为它受到了大部分文人，包括很多位高权重的官员的认可，使其影响范围波及到世俗的功利阶层，于是文坛风气就因此发生微妙变化，随之而生的就是那种为作文而作文的“时文”了。“当时天下学者，杨刘之文，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杨刘所推崇的晚唐风格，本身是一种极具艺术价值的文学风格，而且对为文者的才学要求是相当高的，“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然而当时文人无论是缺乏特定生活经历者，还是功力未逮者，为了达到取科第、擅名声以及夸荣当世的目的，刻意去学习此种风格，其间“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很多人都是画虎不成，反而类犬，很多作品都是内容苍白，辞藻浮艳，破坏了当时文坛的健康。或可认为所谓西昆文学阻碍文学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时人将该类文学功利化，程式化，以单一的文学样式来统治整个文坛，扼杀文学的多样性。而这种被人为推上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在当时主要是指骈体文和艺术诗，本身并非无可取处。相反，它们和其它样式的文学一样，是同一枝头上的两朵鲜花，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就有骈文段句，读来只有美感，全无造作之念。即便是被称为“短于韵语”的曾巩也在《祭王平甫文》偶用骈文来抒发自己汹涌不可遏止的感情。“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程杲《四六从话》序）。即使在古文运动完成之后，骈文依然没有退出文学舞台，“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洪迈《容斋四六丛话》）。
因此，实际上无论是后世所谓的保守者还是革新者，都在汲取前代文学带来的营养。只不过前者因循守旧，很多作品都沦为专事雕饰的虚夸文字，而后者却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加上深刻的思考，在继承的同时作出大胆的创新，保持了独立的文学方向，并最终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个创新同时表现在诗词文三个方面，受到前文所提到的继承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创新程度也是不一致的。
宋仁宗朝文学中，成就最大的当数散文。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舜钦等人都是出色的散文家，而流传作品不多的范仲淹也凭《岳阳楼记》一篇足以名垂千古。世风影响之下，年轻的苏家兄弟和他们那骄傲的老父，虽然直到仁宗朝晚期才登上文学舞台，却也不甘示弱，创作了数量相当多的以策论为主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中，竟然有六家汇聚在这个时代，绝非偶然。先秦以来的文，包括散文和骈文，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普遍的文体。从诸子百家，到汉代的相如赋、扬雄文，再到魏晋七贤、范晔江郎，数百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缺乏过优秀的骈散文。而至晚唐，韩柳文起八代之衰，开拓了散文创作的全新天地。有如此之多的前辈文章作参考，有韩刘二人成型的文学理论作指导，宋代的散文创新运动可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前进，取得巨大成就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韩柳之后，古文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低落，但影响并未中绝。宋代的古文运动绝非是在宋仁宗朝的四十年内发起完成的，早在宋初，柳开就以继承韩柳的古文传统为己任，“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途起而麾之。”（范仲淹《尹师鲁集序》）；而他又决非是孤独前索的，和他同时的道合者有很多，“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宋史·文苑一·梁周翰传》）；北宋初期最伟大的作家王禹偁，作为李杜韩柳到欧苏之间的过渡性人物，提出了“文以致道”和“易道易晓”的文学主张；之后又有姚铉、穆修在西昆文体风靡一时的情况下，坚持独立的文学风格，成为古文运动的精神先驱。这些作家，创作的成就并不算很高，但是，在每一次文学变革之前，正是这些思想敏锐的前辈作家未雨绸缪，做筚路蓝缕的开拓工作，才使得之后的文学家能够在继承他们文学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文学的发展，而终至高潮。相对而言，诗歌虽然在文学历史上出现较早，但古体诗和近体诗本身有很大的创作差别，而后者直到魏晋时期才有出色的文人作品，虽然有盛唐的辉煌，但那是建立在全民皆诗的文化氛围之上，而且就成就而言，更多是得益于个人灵光闪现的才华，正因如此在宋代初年，甚少出色诗作，诸如乐天体、晚唐体以及西昆体等都是不成熟的继承发展。前代未能完成的工作限制了仁宗朝时期诗歌的进一步发展，苏舜钦、梅尧臣二人的诗歌不能取得更高成就和没有明确的诗歌方向和理论指导有很大关系，欧阳修的诗歌成就也远不能和他的文章相比。他们扮演了柳开穆修一般的先驱者角色，直至仁宗朝晚期之后的苏轼及其门下黄陈等学生才逐渐将宋诗提升到可与唐诗齐驱的高度，事实上到了南宋以后“范陆杨尤”四大诗家仍旧在对早期宋诗的一些不良风气进行改革，胡适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道：“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南宋的大家——杨、范、陆——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而起步时间更晚的词在宋仁宗时期更是尚且只停留在一个摸索变革的阶段，还由于晚唐五代的浮艳词风影响实在太大，在仁宗朝时期的词坛作品大多内容狭窄，风格香弱，格调并不算高。这个时候同样是一个积累的阶段，张先、柳永在形式上发展了慢词，孕育了词的新生命，成为提高词的表现力的物质基础；晏殊和欧阳修则开拓了词的新气象，两个方面的共同促进方才有东坡、美成的成熟作品；词的高峰一直延续到南宋年间，易安、放翁、稼轩的词作都是宋词中的至品，所谓“词至北宋而始大，至南宋而始深。”（朱彝尊《词综·发凡》），代表宋词最高成就的苏辛二人都没有出现在宋仁宗朝，决非偶然，而是由词的历史发展程度所决定的。虽然古文运动是在宋仁宗朝兴起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但更应该将之结合到整个文学发展历程中来研究分析。诗词文三者本身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但是细细分来又是各有自己的独特发展路线的，虽然不同文体的创作以及文学理论可以互通影响，真正落到实处之时却不可避免的受到自身发展程度的限制。如前所言，在宋仁宗时期，诗词文三者的创新程度不同，固然有作家的个人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三者本身在前代的发展高度不同，决定了三者在变革时期取得的成就高低，也决定了三类文体发展高潮之先后顺序。
在有宋一朝内作横向对比，诗词文的发展还是略有高低区别的，但是从整个中国文学史范畴来看，宋代文学，包括宋仁宗朝文学，无论哪个方面都足以被称为是中国文学的高峰。不必再罗列那些耳熟能详的文人大名，更不必去举出他们传诵千古的作品，任何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都深深向往着这四十年“崇文之盛世”。是什么原因使得宋仁宗朝文学达到了几乎是上超汉唐，下凌明清的地步呢？一代文学总是在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并深深的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宋仁宗朝文学的兴盛，除了前文所说的继承因素，还和宋仁宗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仁宗时期正值宋王朝立国已稳，但外患仍旧未除，民族交流带来的是观念的变革，家国危难导致的是思想的深化。于是在这一时期，文坛之上受到了多方面的思想冲击。传统的佛道儒三家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佛道二家的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往往是作为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也影响着创作者的审美理念。宋代文网远不如明清严密，但又甚于盛唐。苏东坡就因佳句获罪，于是假借佛老而言志就成为仁宗朝不少作家的作品特色，如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一些诗中就带着很深的禅机。佛老两家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时文人作品的气格，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王安石的诗，都表现出旷达的人生观，这其中多少有宗教思想的作用成分在里面。
如果说佛道二家对文学的影响多是来自作者本身的情感需求，主要为作家个人服务；而作为中国文化血脉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改变的儒家对于文学的影响则带着沉重的外施性压力，要求作家对整个社会群体负责。从宋代早期就开始被提出的“文以载道”对整个宋代文学都有着深入骨髓的影响。在宋仁宗时期，无论是纯粹的道学家如石介，还是文采出色者如欧阳修、苏轼，都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性提出明确的要求，“文章不为空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文章以华采位末，而以体用为本。”（苏轼《答乔舍人启》）。虽然各人对“文”与“道”的侧重程度不同，但整体上都是一致的要求重道经文。这种要求的提出，破除了无病呻吟的文坛陋习，作家因此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伴随创作，一方面使得作品的情感更加真挚，行文更加自然，另外一方面也拓宽了创作的题材范围，仁宗时期欧阳修、王安石以及之后苏家三父子针对现实所写的政论文都有相当高的成就，数量之大，远超前代。
事实上，文道合一的观点并非在宋代才被提出，早在先秦之时中国就将文学创作紧紧挂靠在伦理道德和政治功利之上，历代以来致力于此的文人作家也不是少数。韩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哀辞后》）；柳宗元也认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而到了宋代，这种观点被提升到绝对的高度，成为宗旨性的准则，司马光甚至认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宋史·选举志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原因，也有国家机器影响的原因。首先，宋代国力积弱，一个优秀的文人在其个人责任感的驱使之下对作品的经国致用性往往带着主动性的追求。王安石有诗一首赞颂欧阳修：“公材卓荦人所惊，久矣四海流声名。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义排纵横。”（《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对作家的道德追求表示了赞赏，也反映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其次，宋朝政策重文轻武，注重文治，重用文人，使得文人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宋太祖制定了对文人相当尊重的政策，如“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王夫之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辞。”（《宋论·卷一》）。这就给文人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以及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宋仁宗时期也是比较上进的一个时期，政治环境相对清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即使遭到贬斥，但较之前代韩柳被流放到南荒，他们始终没有太过远离中原地区，更没有受到任何的肉体伤害。相比汉代动辄置大臣于廷尉，明代无所不在的特务机构，宋代文人敢于切言时弊，不能不说有此方面的原因。正是这种内在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外在宽松的客观环境，使得宋代文人比历朝历代都更追求文章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宋文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策重文，同时也给很多优秀文人以居高位的机会，这也是宋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在宋仁宗时期文人的政治地位成为影响文坛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言，西昆体之所以能在宋初成为时文，是因为可以凭此“取功名，擅名声”。虽然部分优秀作家是可以免于流俗不因名利追求而影响自己的创作，但作为文化主体的大部分文人还是愿意紧跟时流来获取实质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统治者对文学的要求其实成为最大的导向仪，而除了直接发布行政公告来表示政府要求之外，任用符合要求的优秀文人为高级官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调节。前者如在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下诏申戒浮文，提倡散体，成为昆体走向衰落的开端；而后者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宋神宗时期位高权重的王安石，其部分诗作喜造硬语，押险韵，对后来就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他推行新法的时候，“改革科举考试，罢诗赋而改试经义，又颁布三经新义，统一对经书的解释，按一个模子铸造士人，使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曾枣庄《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不过，在仁宗朝的文坛领袖是诗文成就堪称完美的欧阳修，他有成熟的创作风格，在文坛上更多表现为积极的影响。首先他利用自己高超的文学技艺，写出了大量优秀的古文来取代四六时文和太学怪文，从实力上压倒了杨刘一派的西昆作品，以诗文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事实胜于雄辩，受到他出色文采的感染，当时文章的风气因之进一步得到改观；而他在担任高级官员的时候，也直接利用政治权力打击不良文风。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时罢黜为文险怪奇涩者，提拔了文风质朴的苏轼兄弟，沉重打击了昆体之后号称古文的“太学体”的新弊。“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欧阳修传》）。从反面来说，这种“太学体”的出现，也和孙复、石介等在太学当学官时对士人影响而造成的。对于思想尚未成型的青年作家以及缺乏独立创作人格的作家，主流文章的风格特色是他们追求学习的对象，而前者代表了文坛的未来力量，后者则代表了文人的基本群体。因此，文坛领袖的个人政治地位，对文化层的发展路线有着巨大的影响。欧阳修这样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对宋仁宗朝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是大大提高了文学创作健康的恢复速度。另外，身居高位对于作家本身也有创作上的影响。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包括之后的苏轼，这些地位较高的作家的许多文章，思路犀利，逻辑性强，见地深刻非常人可及，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被称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梁启超《王安石评传》），这和他特殊的政治地位不无关系。
中国儒学传统中有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反对士人拉帮结派，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历代以来，“朋党”都被认为是非法的。但在宋代文坛，文人结盟的现象却非常普遍。造成这样局面的内部原因是文学本就和政治有相当大的联系，政治思潮和政治团体的影响会反映到作家创作中去，而外部原因则正是前文所言统治者的重文政策。统治者首先给以了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仁宗景祐三年，因范仲淹被贬一事，欧阳修大胆写下《朋党论》一文，公然提倡政治可以结盟，却并未受到过分沉重的打击，只不过被贬到湖北，在穷乡僻壤之间困顿几年而已，这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事。而文人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也给结党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核心领导。北宋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个文人集团如钱惟演的洛阳文人集团、嘉祐时的欧阳修文人集团，以及仁宗朝之后的苏轼文人集团，领袖人物都是名重一时。另外如程颐以侍讲之职领导“道学体”一派，孙复、石介居太学导致“太学体”风行，这些文派领袖都具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文学创作在理论上固然要求摆脱世俗价值观的影响，但事实上，世俗的价值取向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文化人的自身走向。宋代重文，文人取得功名难度系数比前朝要下降许多，所以大部分都热衷仕途，才华如苏东坡者在嘉祐六年作《进策》二十五篇，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所以很难设想，一位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和声望的作家竟能号召文坛，欧阳修正因为具备了文学和政治上两方面的条件才成为一代宗师的。他广结天下文人，组织文人集会，王安石、曾巩和苏轼兄弟的诗文得以名重一时，也和他的揄扬提拔是分不开的，他所做的这些促进了整个文坛的繁荣。“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长幼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居士集序》）。宋仁宗朝的文学颠峰时期，也正是在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地位确立之后来临。
宋仁宗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诗词文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流传下来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仁宗时期最出色的是散文创作，欧阳修等人完善了韩柳的古文理论，使散体文真正彻底的取代了骈体文，成为最常用的文学样式，千年以来的文言散文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宋文的影响，如明清之际的袁中道、归有光等散文大家的许多作品风格清新畅达颇似宋文，直到清代桐城一派都自称宗法唐宋八大家。仁宗朝的诗歌创作并不能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但梅、苏、欧、王四人在诗界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他们不是集大成者，却是高峰来临之前必然存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尤其是欧、王二人，以出色的个人才情，奠定了宋诗的基调，宋诗三大特点之“以才学入诗”就始自王安石。仁宗朝的词也如诗，虽不能代表宋词最高成就，但同样作为筚路蓝缕之开拓者而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尤其是柳永开创慢调，对词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张先、晏殊、欧阳修以其的个人修养使词继续从歌者之作向个人抒情转变，“雏声清于老凤”的晏几道糅合了花间与南唐词的特点，又给词注入另类的风格；“穷塞主”范仲淹和“野狐精”王安石二人“一洗五代旧习”，给词带来新的气象。仁宗朝的文学本身已经达到一个极高的地位，让即使相隔千年的文化者也可以回首仰望到那耸云的峰顶，其影响不仅仅在于该时期的一些诗文作品，当时那种特殊的文学氛围成为千古士人的向往。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些名字已经不是符号，对于一个热情的文学创作者而言，他们就是具有血肉的民族文化象征，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滋养了无数后人。今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对整个中国文化发展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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