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男权社会对女子有着种种规范和束缚，女子一直处在被社会弱视、被文化弱视的地位，只能是被观赏的客体、被物化的对象，本身并不具有言说的主体的地位和价值。所以，历史上许多描写女子的诗词往往都是由男性文人创作的，词坛也出现了“男子而作闺音”这一中国文坛特有的怪现象，然而他们是不可能真正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的，也无法表现她们的真实心态、真实情感；他们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男性理想中的被传统文化语境规范了的女性性别角色，她们自身本应具备的种种内在主体意识和真实的性别特征被剔除尽了。有谁知道，这些女性，她们特有的细腻丰富的心灵深处还有怎样的喧哗与躁动？
在两宋时期，李清照是独一无二的。她作为一位女词人，以女性独有的敏感和细致，真切、大胆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体验和女性共有的情感，游刃有余地畅游于浓郁的文学和艺术氛围中。
一、 李清照词的地位及影响
李清照的创作成就，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男性词人。宋代文人对李清照就已经拳拳服膺。王灼说：“若本朝妇人，（李清照）当推文采第一。（《碧鸡漫志》卷二）朱彧说：“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萍洲可谈》卷中）历代众多心高气傲的文人墨客更是倾倒于她的卓越才华。“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沈去矜词论）将李清照与后主李煜、诗人李白相提并论，推崇至极，无以复加。清代执文坛牛耳者王士祯，也自豪地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李清照俨然为婉约词的宗派大师。其他赞美之辞，比比皆是。“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练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李易安词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直欲与白石老仙相鼓吹。妇人能词者，带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前绝后者。”（陈廷焯《云韶集·词坛丛话》）“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毫也。才锋大露，被谤殆亦因此。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芳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沈曾植《菌阁琐谈》）李清照以其天才的文学创作、无穷的艺术魅力，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王僧保作《论词绝句》总结说：“易安才调美无论，百代才人拜后尘。比似禅宗参实意，文殊女子定中身。”（《古今词辨》）
李清照存词只有43首，而世人对她的评价之高、兴趣之浓甚至远远超过有400首作品的词人。易安词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是跟她对词的“慧、通、达”直至“专、精、妙”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其他词人的优秀名篇，也是慧通精妙的产物，而李清照的“精妙”，在于她“别是一家”的“精妙”，易安体的“精妙”何在？
首先是词学观念的“别是一家”。据南宋胡仔《苕溪渔隠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记载，李清照曾写过大意如下的一段词论：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名）。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先召李，使易服，隠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谐音律，而词语尘下。又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仄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李清照作文，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词是音乐文学，论词必须从其本质特征出发。词要协律，即具有音乐美和音律美。李清照用唐代李八郎的故事入手，追溯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乐曲昌盛的局面，这是宋词繁盛的渊源。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音乐感人的特殊魅力，这又是宋词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由于李清照受到儒家礼乐文化的深刻教养，她对中晚唐以来的“郑、卫之声”即情调香艳的靡靡之音并不以为然。不仅如此，像南唐词中那种哀怨的情调她也不赞同。她只是喜欢其词中语意由“花间”转出的文雅气质。具体说来，她对词之音乐美的规定，与当时词与音乐的关系基本合拍。一要分辨五音，即古音乐阶上的宫、商、角、徵、羽所构成的曲调。每一个词牌都有自己的曲调。二要分六律，是指词的宫调归属，不同宫调有其不同的音乐风格，有它适合表现的情感内容。所以词作者要学会所用词牌的音乐体段，并理解它所适宜表达的情感风格，而他所选择的词牌的音乐风格，则要能协调于他所要表现的词的文字内容所蕴含的情感风格。李清照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歌词的创作提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即：协音律、重铺叙、贵典雅、有情致、尚故实，得出词“别是一家”的根本性结论。
其次是女性意识的“别是一家”。作为音乐文学，词体在产生之初就内在地存在着音乐性和文学性、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的矛盾性；李清照的《词论》是词体建构发展至该阶段的对这一矛盾的一种共时性的把握，这一把握集中以“别是一家”说兼顾、调和词体内部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并因这一把握是诉诸女性视角的而构成李清照词体观念最显著的特征。从词的音乐性角度，李清照指出柳永“变旧声作新声”的创调之才和柳词因“协音律”而“大得声称于世”的实情，而在文学性方面则又从其女性视角否定了柳词“词语尘下”的内容，她并非不满于柳词之不符合“主旋律”，女词人观念中的“雅正”不同于王灼的“中正则雅”的儒家立场。柳永落拓失意，出入秦楼楚馆，与民间乐工、歌妓为伍，其词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市民阶层女子、歌妓。虽然也不乏像《慢卷紬》（闲窗烛暗）、《定风波》（自春来）、《迷仙引》（才过笄年）这样以代言体较真实叙写女子心曲之作，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其“浪子”生活方式、迎合市井趣尚的欣赏、狎玩态度:如“锦帐里、低语偏浓，银烛下，细看俱好。”（《两同心》）“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之类。须知，在男性视角这一点上，市井趣味与士大夫式的欣赏狎玩态度是“共谋”的。李清照认为柳词“词语尘下”，即指其词的这种市井趣味和市俗特征。因此，李清照不但不会“钟爱”其词、引为同调，相反，对女词人而言什么“暧酥”、“腻云”、“丁香颗”一类的套语只会引起女词人心理上的抵触，而那种男性视角下体现市井趣味的把玩、欣赏，也就更难接受了。可见，李清照词学观念中“雅正”即反对在词体文学中把女子作为观赏、狎玩对象的“他者”，而是是一种轻灵、婉转、深挚、柔细的女性审美意识。李清照之于词，如鱼得水，她可以通过词体形式尽情发挥，不加矫饰而又自然得体，并由此而完成女性词人自我形象的的勾画。她让最具体的感触一般化，把最个人的感情普泛化，使最浮面的感觉悠远化，将最深沉的感受白描化。从而使“易安体”真正成为“别是一家”词。
《词论》所言，李清照在创作中并不是一一严格遵循，自由不羁的个性使得李清照时有突破。而南宋雅词作家，几乎完全遵循李清照所提示的法则进行创作，他们对歌词的体认与论述，也都是从《词论》发展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清照的《词论》对后人的影响至深至远。除此之外，她在《词论》中大胆直率的批评男人世界里的成名人物。宋代重文轻武的现象使许多著名文人兼为朝廷重臣，誉满国中，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社会上普遍崇拜这些朝廷要员兼文坛领袖，甚至形成一种类似当代“追星族”式迷恋的大众心理。李清照从不随众，她以“知音”的身份，冷静分析词坛名家的创作，分别指出他们的疵病所在，笔锋涉及苏轼、秦观、黄庭坚、王安石等16位词人，其中许多是父执长辈。种种批评，都是一针见血。如批评柳永“词语尘下”，批评张先、宋祁兄弟“破碎何足名家”，批评晏殊、欧阳修、苏轼“皆句读不葺之诗”，晏几道缺少铺叙，贺铸缺少典重，秦观缺少故实，等。从以上的论述中可看出，李清照的眼光、胆识皆不同于众人。
二、 李清照词本我意识的展现
近千年的女性词的创作，传世的作者有数千人，传世的词集也有数百部，这在对于女性思想桎梏渐紧的中、近古以来的“文化场”中，是极为不平常的文化现象。对此，我们除了感受到那作为礼教对立面的种种自由思想对于女性精神的启迪，也感受到，礼教教育的加强，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桎梏女性精神的同时，又提供了更多女性识字的机会，而后者对于女性具备以文字表达自我情感的能力有利。就女性词的总貌来看，渊源于大体已被改造过的不同性格天赋，受激于总体相同的生存背景下有所不同的生活遭遇。而李清照像她所赞美的“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的梅花，以横空出世的姿态登上了女性词坛。与宋代一般闺秀所遭遇的严格女教环境不同，李清照生活在相对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并接受了良好的早期教育。她的家庭是一个书香气味浓郁的士大夫之家。其父亲李格非是性格方正的当时著名散文家，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在当时的各种儒学流派思想上，他服膺苏轼的自由与宽容思想。这也影响到他的文学面目，当时人们对他的散文，就有“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1（韩淲《涧泉日记》）的赞誉。而她的母亲（或继母）王氏“亦善文”。2（《宋史·李格非转》）这就使她的家庭文学气氛十分浓郁。因此，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天性得到了自由的发展。从她少女时期所作的《点降唇》就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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