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3761）·《唐诗概论》
《唐诗概论》，现代学术论文集。苏雪林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12月初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棘心>（3741）》。
《唐诗概论》由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1933—1947年间再版了三次，先后被列为“国学小丛书”和“新中学生丛书”，然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则没有再版，直到1992年才由上海书局据商务版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三辑。它的出版无论对苏先生本人还是学术界都是件大事:从她本人来说,随着《唐诗概论》以及《李商隐无题诗事迹考》、《屈赋新探》的相继出版,她完成了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由文坛才女向学界泰斗的人生角色的转换;从学术界来说《唐诗概论》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本唐诗学专著,也是我国第一本断代诗歌史。此书在研究方法、学术创获与写作特征很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唐诗概论》不仅取得了独到的学术创获，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颇有建树：苏雪林先生的《唐诗概论》在研究手段上,既吸收了实证主义重证据、重推论的合理成份,又规避了其只重外在史料而忽视人的内心情感之弊,把社会学、人类学、情绪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民俗学、乃至比较文学等多种研究手段结合起来,从而继胡适以后,成为文学史研究手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诗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先生研究唐诗发展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后较早面世的一部系统评述唐代诗歌的名著，在中国诗歌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七十多年来，此书不断在两岸重印，足以说明读者及唐诗研究者对这部书的喜爱。《唐诗概论》是苏雪林先生运用现代文艺理论来观察唐诗，研究唐诗史的力作。不因袭旧说，是苏先生研究学问的突出特征，这一点在书中得到生动的证明。明清以降，诸多研究唐诗者，皆承袭明代高棅《唐诗品汇》之说，把唐代诗歌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这种以朝代兴衰单纯社会学的观点，来划分唐诗发展的阶段，不仅模糊笼统，窒碍牵强，而且也体现不出唐诗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与风格的魅力。她摒弃陈说，将唐诗划分为五个时期，即第一期：继承齐梁古典作风的时期；第二期：浪漫文学隆盛的时期；第三期：写实文学诞生的时期；第四期：唯美文学发达的时期；第五期：唐诗的衰颓期。苏雪林教授的唐诗研究，注重文学发展的继承与演变，内容与形式的关联，诗人思想、人格与创作风格及流派的形成等诸多因素，全方位来审视唐诗的风貌；同时还把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浪漫、写实、唯美、象征、颓废、功利等流派引入到对唐诗的评说，这种现代学人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不仅创新，而且给人以启迪。突破前人的视野，把唐诗的繁荣，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量，是《唐诗概论》的又一大亮点。唐代是一个多彩多姿，个性张扬、魅力十足的时代，因而诞生了雄视千古的灿烂的诗歌。苏雪林教授在书中称唐朝为“大帝国”，可以和欧洲“大世纪”相媲美。她在分析《唐诗隆盛之原因》一章中说：“唐成秦汉以后最大帝国，又为亚洲文化的代表，民族活动力既极其强大，则创造的意识当然也极其觉醒。而且交通便利，中外文化易于沟通，从前没有见过的人物，没有认识的东西，没有经历的境地，现在也都一一领略到，人民眼界之广，心胸之阔，智识之富，思想之超越深邃，均超轶任何时代。法国鲁易十四时国势鼎盛，为欧洲盟主，国内文化也突飞跃 进，西洋史 家 目之为 ‘大世 纪’。 唐代在那时也可说是‘大世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得力于她两次留学欧洲，汲取了西方文学艺术深厚的学养。比如，在论及《险怪派领袖诗人韩愈》一章时，她就信手拈出：“我常说韩愈诗像法国罗丹的雕刻。罗丹前雕刻都宗希腊遗意，讲究平衡，分量，均齐，节奏，以优美精工为主。罗丹出始一扫空之，其所作品筋骨突兀，面目狞恶，乍见似未施雕琢之泥石一堆，细辨之则神情飞动，真气流注，寓有绝大的气魄与天才。诗自六朝至于隋唐，‘美’之一字，已经讲究太过了，至李杜始有变化，但李尚崇建安，又赞美谢脁；杜则主张‘新辞丽句必为邻’，对于六朝的残膏剩馥还有点恋恋不舍之意。韩愈却大言自己少时‘文章蔑曹谢’……‘齐梁陈隋众作等于蝉噪’，所以他绝对排斥辞藻，甚至趋于极端，故意在 那与‘美’相反的‘丑’上做功夫，与罗丹破坏希腊传统习惯，正是同一用意”。用雕塑大师罗丹的去传统、创新格的艺术主张与韩愈诗歌独树一帜的奇崛险怪作比较，既说明了中西艺术在追求美感上的趋同性，又极推崇、欣赏中外两位大家不蹈袭前人，苦心孤诣、独树一帜的勇气，读来令人击节。
胸罗万卷、文彩飞扬、情文并茂的散文化语言，是读《唐诗概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按常例，读理论文章或学术著作，阅读时间长了，不免有枯燥乏味之感，不像读散文或小说那样能引人入胜。苏雪林教授的《唐诗概论》行文如流水，滔滔不绝，完全是散文化的，没有生涩的概念与术语。述说历史，评点诗人，归纳流派，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概。如论述边塞诗人岑参：“诗到开元天宝，才将齐梁结习完全推倒，文学由女性一变而为男性，岑参在同时一群诗人中可以说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他有一种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爱欣赏宇宙间的‘壮美’以及人间一切可惊、可怖、可喜、可乐的事物”；“那峥嵘的火山，翻腾的热海，阑干百丈的瀚海坚冰，千峰万岭，银光皑皑的大雪，九月怒吼，驱山走石的狂风；以至于悲壮的胡笳，豪宕的蛮舞，草头一点疾如飞的骏马，二百万浩浩荡荡的大行军……都不是那脚迹不出乡里的文人所能做得出的”。
再如推崇浪漫派李白：“他是集开、天浪漫文学之大成的一位诗人，又是浪漫文学最光荣的一位押阵大将。他与开、天那群诗人相比：好像是突出万山间的高峰，容纳百川的大海，灿烂列宿间的一片寒光皎浩的明月，云蒸霞蔚东方的一轮金芒四射的太阳。”诸如 此类，书中触目皆是。试问读到这样激情饱满的语言，就像读抒情散文，不被强烈感染吗？撰写《唐诗概论》时，苏教授尚不到四十岁，正是才华横溢的盛年，处于创作和研究的高峰时期。她将创作中的丰沛情感，融入到对唐诗的理论探讨，摒弃掉书袋就诗论诗的学究气，采用散文化评述方式，大大增强了可读性，这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
首先,苏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作家个人与社会群体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作家首先作为一个带有社会性的人来研究,这在《唐诗概论》“大历间的诗人”和“功利派首倡者白居易”这四章(第十二章至十五章) ,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唐诗史的人都知道,大历诗风是盛唐到中唐的一个过渡,大历之后出现诸多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诗歌流派,而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什么在盛唐的尚武和雄放之后,会出现大历诗人的简和冲淡? 学人们多从安史之乱这个单一社会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安史之乱打破了盛世美梦,也瓦解了士大夫的功名意识,使他们由进取走向归隐,由入世变为出世,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和冲和。但同是中唐,又几乎是同样的背景下,为什么又会出现韩愈至险至怪的诗风和倡导干预生活、鼓吹积极入世的元白诗派呢? 如从上述单一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就会不得要领,甚至前后支绌《唐诗概论》对此作出另一种解释:“大约诗到李、杜,已做到了圆熟的境界。过圆则流于庸,过熟则流于滑。大历诸子之不能出色,虽为天才所限,也可说所生时代之不做美。到了韩愈,叫他安于庸熟当然不肯;叫他腾挪变化超过李、杜也难办到。于是想出另取途径的办法,把自己造成奇险一派。别人的作品好象康庄大道,他的却是人迹所未到的峭壁悬崖??他能在李、杜之后独树一帜,成为大家者,全靠这点冒险争胜的志气。”至于积极干预生活的元、白诗派的形成,作者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的神经长久平静,乍受外界的大刺激,便引起非常的兴奋,甚至陷于错乱的状态。当刺激不断袭来,神经禁受不起,就暂时变成麻木,籍以自卫。这样经过多时以后,神经的能力稍稍恢复,再遇着刺激,便又会引起反映。但第二度反映来势每比第一度和缓,而且能养成深沉周密的内省功夫,练就对付艰难的能力,所谓‘人生的经验’就是这样来的。”作者认为,安史之乱“第一次大刺激”产生了杜甫“惊呼热中肠”的写实文学,安史之乱后五、六十年的持续不安定“第二次大刺激”则产生了元、白“痛定思痛”的功利文学。且不说这种论析方式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启发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其次《唐诗概论》在论述作家作品时还全方位地顾及其人其作,即注意从人类学的角度把作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研究,既注意其内在秉性,又注意其外在行为;既注意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又注意到作家的实际言行。这种分析方法的优势在对李贺、高适、岑参的研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关于李贺诗歌的风格, 历来说法各别:有人说是“奇诡幽冷”,有人 说是“骚之苗裔”,有人说是六朝宫体的流变,有人则把上述几种风格揉合在一起。这些论者都抓住了贺诗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或特征的几个不同方面,问题是这几种并不关联的特征是怎样通过李贺的内心呕沥成一个整体、又表现为看似矛盾的不同侧面的。苏雪林先生以人的生活习惯为例,解释韩、孟、元、白之后出现李贺诗风的必然。她说:就像“一个人甘脆肥酥的东西吃得太腻,便想吃点清淡的蔬菜;清淡的蔬菜吃得太多,觉得无味又想开荤。元和诗人韩愈等提倡险怪,绝对排斥辞藻?元、白一派注重内容,形式以坦白为主,未流所至遂到直率显露,不耐寻味。”李贺则是以“沈博绝丽的形式矫正韩派的枯瘦犷野,以‘艺术为艺术’的主张打破元、白的功利主义,”从而创造出一种唯美文学。而要创造出唯美文学,精美沉丽的六朝宫体当然会成为李贺借助的一种形式。但中唐毕竟是个苦吟的时代,所以李贺在复活宫体时又融入了时代风气,这就是“深刻”。再加上个人的忧郁心境和多病之躯,从而形成一种既浓艳又深刻,既多现实悲叹又多浪漫神思的独特风格,这是矛盾的李贺,也是个真实的李贺。这个论断是否切中肯户攵木,当然可见仁见智,但从知人论世、顾及全貌这点来看,这种论析方式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先进的手段,即使在今天也有重新拾起之必要。对高适、岑参评价也是如此。说到盛唐边塞诗派代表人物,历来皆认为高优于岑,叶燮的《原诗》作如是观,严羽的《沧浪诗话》更以“高达夫派”以高括岑,今人从社会学出发更是认为高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军中苦乐不均和守戌士卒的苦难,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岑参过于夸张边塞将帅的威风,甚至有拍马屁之嫌。苏雪林先生则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认为开元、天宝年间文学已由女性一变而为男性,岑参以他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壮美。从这个角度来说“岑胜高远甚”。岑高之间,孰优孰劣,乃至有无必要分其优劣,这当然可以再议,但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论析方法,却使人大开眼界。
再次《唐诗概论》不是采取人们熟悉的那种描述方式:经过了什么,描写了什么,表现了什么;或是那种判别式的结论:歌颂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批判了什么,而是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既有对作家深层次的剖析,其中新见迭出,又能作出一定理论深度的归纳,从个别的文学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梳理出文学史的脉络、文学流变的痕迹。既注意到这种发展和流变在题材、风格、方法的顺向传承,还注意到逆向的变异。这种史论结合方式可以说是贯穿了这本唐诗史的始终。例如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传承关系的探寻,作者就是既有史的梳理,又有论的阐释,而且得出了与传统之见不尽相同之说。大概从王安石起,就把李商隐的师承归于学杜,继后的叶梦得、蔡宽夫、贺裳、宋犖皆持此说,何焯则又在学杜之外加上五言学庾信,七言学刘禹锡。苏雪林先生则把沈佺期、宋之问的精丽作为李商隐诗风的源头,勾画出一条从沈宋到李商隐再到西昆体这条承传和变异的轨迹。与史的勾勒并行,她又把欧洲1860 年间继浪漫主义后兴起的高蹈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作参照系,指出其“声调铿镪,颜色华美,结构精密,对偶工切”以及“措词造语”的“暧昧隐约,曲折深奥”“, 实开中国诗歌之新境,为历来所未有”。据此,她把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断为一个浪漫与写实并立的新时期,从而确立了一个新的理论见解。对陈子昂与复古思潮的论述,是史论结合的另一个成功范例。作者认为反对六朝浮靡文风的复古思潮并不起于陈子昂,而是起于当时的裴子野及“村夫子之流”,作者梳理了一条从裴子野的《雕虫论》到李锷、杨素、直至陈子昂、张九龄的复古思潮的承传关系。作者在论中则又别开生面,一方面指出“开元、天宝四十三年中文学完全脱离齐梁古典主义的束缚,别开如火如荼的浪漫主义局面,陈子昂、张九龄一班人的劳力是不可埋没的”。同时又指出陈子昂的复古与李白的复古不同,李白是旗子上写的复古,实际上却是创新,所以获得了成功。陈子昂一味复古而‘意不加新’,所以必然失败,因为“时代的轮子是向前进的,使他打退转总是劳而无功的”。这段史论所表达的文学史观,不仅使我们耳目一新,也能引起深深的思考。它对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无疑是个棒喝。
评：首本唐诗学专著, 研究方法有建树。实证主义重证据，不袭旧说见解殊。
唐诗划分五时期，立说唐代“大世纪”。胸罗万卷文彩飞，情文并茂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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