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版专稿]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灵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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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我出任广州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不久,军区张仲先政委两次对我说:“你的任务是从政治思想和创作上把军区文学创作搞上去。至于你个人的写作,不作要求。”听后,顿感压力沉重。因为我是一个创作冲动强烈的人,要作到这一点,不知要忍受多少痛苦和牺牲。我既决心执行指示,又有信心做到兼顾。于是千方百计寻找题材,想搞出一二部有影响的长篇作品来。

  有一年,获得访问汕头大学的机会。采风期间,我深深被港人李嘉诚斥巨资开办大学的事迹所感动,发现这是一个值得颂扬的很新鲜的爱国主义大话题,立刻涌动着创作欲望,希望这个激荡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故事能在我的笔下生花。

  李嘉诚这个人物出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是新时期爱国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的情操世界飙扬着龙的传人极其宝贵的民族精神,其事迹涉及特定时代的生活真实,他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然出生在文化名城一个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受到家教熏陶:幼年家贫,深知贫的滋味;少年历经战祸离乱之苦,饱尝人生道路的崎岖和艰辛。父母对他进行的是“要有骨气”,“穷者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发达不忘桑梓”这类教育。因此,当他走上人生道路之后,就正直做人,艰苦奋斗。果然,发达不忘桑梓。当他成为香港首富拥有如斯巨大财产之后,不是一味去追求“滚雪球”为儿孙计,而是选择兴办大学的壮举。这无疑是一着上棋。他的可贵之处就在这些思想:“我是炎黄子孙,我永远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中国人”。“汕头大学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以及其它一切得失更为重要”。“我在事业上,一切都可以失败,但汕头大学一定要办下去,办成在国际上有地位、有影响的大学”。即使是“破釜沉舟”……最后,他干脆说:“汕头大学就是我的家!”

  他的确有别于他人的特殊思考,这种思考氤氲着一种诗意、缭绕着一种诗美、飘渺着一种可闻其香而难捉难摸的奇妙诗魂。我从这里发现了诗的价值。他的这些言行和我的激情产生了强烈碰撞。诗,应是诗人心灵的歌唱,是叙说高尚情怀完美人格的最好形式,于是,我决定写一部讴歌他的爱国主义情操的长诗。产生把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写出一部作品的冲动,是一刹那间的事,但从脚踏实地收集资料、积累资料、分析资料到进行艰苦的文学艺术构思,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动起手来,一行一行地写,一页一页地铺叙,时间更长了——整整三年。

  友人建议我把它写成传记文学,以图赢得发行效应。战友认为我是军旅作家宜写军事题材,写港人商业家既不熟悉又冒风险。家人担心闲言碎语有向钱看之嫌。我斟之又酌之,最后,我选择的创作体裁仍是长诗。一是写诗对我属熟路轻车;二是“人间要好诗”,尤其需要写新时期能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人物的长诗,在纪实文学热的今天,我无意去凑热闹。至于写军事题材问题,实际上我无论业余创作或专业创作已全身心投入,也做出一些成绩,有作品获过全国全军大奖。因为我既是军旅诗人,又是归侨作家,对华侨生活比较熟悉,高层领导人一再强调,作家应该而且可以去写他熟悉的生活,去选择自己最喜爱的题材,写什么和如何写都应由作家自己去决定。至于担当风险,我是一个历经坎坷曾经沧海的人,似乎已不怎么在意了。问题是,既然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重大题材,岂可轻易放弃?!

  动笔之前我反复思考着如何才能让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的统一,不要把人物的塑造停留在一般积极意义的层面上,力避“赋得高腔”,而要在艺术性上狠下功夫,使人物有血有肉可信可敬可爱可亲。让作品经受得起读者长久的检验。

  为达此目的,我广泛借鉴涉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起,浏览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参看了但丁的《神曲》和沙翁的诗剧,翻阅了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普希金的长诗也读了几部。亚非文学阅了希伯来文学总集《旧约》及《沙恭达罗》等等。对中国古典作品《孔雀东南飞》、《长恨歌》、《再生缘》……也都作过比较。当代诗歌,象杜诗那样的“随物肖形,刻画入微”的写实已不够了,还要“神与物游,泼墨山水”的写意,狂飙突奔的激情,雄伟豪放的气势,绰约多姿的想象,闲清幽峭的意蕴,清远飘逸的情思,娟丽柔艳的色彩。在情”、“真”、“深”、“新”之外,加上一点哲理。似乎还不够,有时在诗里要注进忧患反思和针砭,更多采用暗喻和比较的手法来增加作品的历史和现实的沉重感,增大作品时空的厚度和横向的宽阔面。认识到了,不等于就能做到,因为,实践是痛苦的。我花了较大精力去调动文学积累,潜研一些古典文学,用意盖在于此。

  我把这部诗稿定格为抒情、叙事相杂糅的长诗。写李嘉诚这个人物,绝不是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它不是一个美丽动听的传说,不是一场壮怀激烈的战争,更不是历史……我写他的目的是有感于这个人物的爱国主义激情。因此,我没有放弃诗的主要特征,未敢忽略诗的主观感情色彩这一本质,尽量强化其精神世界方面,以期让人得到更强烈的情绪感染。

  长诗《望乡凤》于1990年出版后,在诗界、侨乡和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引起良好反响,传媒不断发布消息评论。李嘉诚于当年元宵节在汕头市主动约见我(此前我只凭激情和资料完成诗稿,通过汕头市委书记将诗稿转送他审阅,很快得到回音:感谢我,感谢市委,写得实在好,他没有意见。后才知道,李嘉诚以为这是当地政府请我为他以诗立传,作为他对祖国贡献的回报。其实我创作这部作品纯属个人行为,当地政府没有约我,李嘉诚也未示意),在和李嘉诚会晤中,双方情绪都十分激动,两手紧紧相握,他说:“郭先生,你的大作我读了,很有才华”、“写这样一部书很不容易,你运用了古代文学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没有相当文化素养和文学基础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我选择捐资兴学这件事,是为“四化”贡献力量,为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尽些微力,为祖国培养人才尽一份心意,你书中所写的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问题,真是说到了我的心底”……会晤时,他赠我名片一张,我赠他诗集20册,此后双方再无联系,更无任何经济往来。不久,我又创作了两部近似题材的长诗,引起诗界和读者的注意,作家出版社十分关注,经商议结集为《赤子三部曲》于1993年出版。该书被诗界承认为我的成名作,在海外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所收藏。

  1995年由《诗刊》社、作家出版社和作者也是李嘉诚的家乡潮安县联合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诗人和诗评家谢冕、白桦、张同吾、杨匡汉、何镇邦、朱先树、章明、赵寰、李小雨、李钟声、蔡运桂、杨光治等各抒己见,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可以超越时间和国度的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学主题,古往今来,有多少这类作品正是这样以其劲拔的人格风骨和深邃的文化真蕴滋润和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遗憾的是过去年代这类作品由于观念的狭窄,局限了爱国主义主题的内涵。《赤子三部曲》的成功,是把爱国情思与人格精神作高度融合,作者借助时代的机缘,冲破了观念的桎梏,从新的视觉窥探世界人生,作出新的价值判断,重新认识乡土与人的精神命脉有着水乳交融的内在潜连,重新发现人的爱国情愫同人格模式的不可分割的深刻渊源。大胆而颇担风险地歌颂一个香港富商的浓郁恋乡情结、高尚道德操守和无私奉献精神。比之以往中国长诗,总停留在革命事件和英雄业绩上这点来说,这是中国长诗创作上的新突破,它开拓了爱国主义题材的新领域,展现出一个大爱大情的新主题,给人的心灵以新美、陌生和亲切的感情震撼(艺术审美评价略)。

  由于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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