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红色经典
所谓“红色经典”，指的就是40年代开始的,建国前后有“革命”色彩的文学作品,最为人之的当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及柳青的《创业史》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作品中的“红色”已经不再经典，并且已经开始逐渐于湮没历史之中了。
曾经风靡文坛，影响了两代人的“红色浪潮”，为什么会悄然退却？红色经典缺乏长久生命力的原因又何在呢？
追根溯源，我们还是先从红色经典当时为什么能够赢得广大读者分析起。一方面，在当时社会正经历着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共产党就是人民群众的救世主，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得到最大的认同，有大批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会因为在作品中政治上崇高感的共鸣而产生美感，这是红色经典存在并且红极一时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红色经典的大出彩，是政治需要。客观的说红色经典是毛泽东所谓“政治与文艺结合”的产物，文学创作本身就是新的国家和社会创造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制度则是国家制度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已经具体规划出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范式，确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议程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这就为红色经典的高潮“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有了这两点天时地利的条件，红色经典走向了辉煌。然而同它走向辉煌一样，这两点也是其没落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首先，在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提到一位俄国作家别尔嘉耶夫曾经分析到，“在俄国革命（我认为以下也适应中国的情况）初，有一种崇高的正义力量。知识分子十分向往革命，因为革命为当时落后，贫困而且愚昧，黑暗的俄国提供光明的前景，所以革命者有献身的精神。但是当革命越来越“制度化”，革命成为一各成熟的体制时，这种人物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就难以看到真诚的人物。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所谓宣称自己对革命，对共产主义有信仰，而事实上更像是演戏的戏子，在他们身上根本就没有真诚感可言。”中国的红色经典就正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在现在信仰危机肆意的年代里很难想像还有多少纯正的共产主义者，可以从过去这些曾经的经典中得到共鸣。
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文艺包括文学应该是能够给人以美感的。美感相对来说是唯心的，但是也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只有涉及到人的本性的、能够表达真实存在的东西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是红色经典并不在此类，它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政治的，对于并非持有同样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读者，是没有美感可言的，反而会产生荒诞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曾经吸引了那个年代不尽其数的读者的燃烧于作品中的已经不能为现在的读者所接受的政治激情使红色经典走向了没落。
其次，从历史上来说，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其艺术性往往大打折扣。而那些自然主义或者反映基本人性人情的文学艺术会具有长久不衰的活力。李白杜甫等古代诗词的历久不衰，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就是比红色经典稍微早些的文学，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张爱玲的《金锁记》，也是后者更具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徐志摩、张爱玲们是脱离政治拘束的，他们的文学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美感，因此就具有超越时代的穿透力，以至于无论谁读了都会有审美的感受。
当然，我并不是否定所有带政治色彩的作品，因为从文艺学的角度去思考，政治文学也同样能安生立命，甚至也有出人头地的潜质，只要通过阅读它们能带来美感上的满足，并且政治文学之中也实在是不乏成功的不朽之作。举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屈原的《离骚》就是一部有着浓厚政治意味与封建士大夫气的长诗，但是却被作为最古老最优秀的诗歌，代表着我国的杰出文化遗产，被骄傲地从古至今的传诵。为什么《离骚》的艺术性没有因为它的政治主题大打折扣呢？那是因为屈原是通过自己内心深处爱国的激情的喷涌来表述《离骚》的政治意味的。自古以来，读者对《离骚》的喜爱明显不是因为其中“忠君”的封建意识，而是潜隐其中的，亘古至今都为人接受的道德情操和人格精神。而红色经典的败笔在于它未能成功的找到并使用这样一个中介，它的创作倾向过于明确而偏执。
当杨沫写作《青春之歌》的时候，当梁斌写作《红旗谱》的时候，当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时候，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谱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并且更偏重于把这种政治化写作当作一份革命工作，宣传任务，而不是非创作性的活动来完成，没能从民族文化积淀中寻找到可以使包括后世读者在内的所有阅读者惺惺相惜的道德中介来表述红色经典的政治内涵。比如在《创业史》中，当梁生宝面对改霞的告白时，他表现的矜持，压抑而过于谨慎，生怕会做错什么有失党的威信，作者的本意是想通过梁生宝对爱情的处理来展现其美好的情操，赞扬他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的性格特点。而事实上，这种叙述起码在我看来并未能起到作者所期望的作用，呆憨得有些不近人情的形象，很难赢得理解和好感。也就是说，尽管红色经典也有其自己的道德中介激动着作家，感染着当时的读者，但是它的中介选择在现在看来绝对是不成功的。尽管时代不同，道德和价值取向不同，这是一定的，但是创作一部极富政治感的作品，要想使其具备长久的生命力和优秀的艺术性，就应当选择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可以从道德本性上激发读者共鸣的道德中介。
也就是说，因为漫溢于红色经典中的政治因素适应了当时新近成为执政党的中共的政治要求，使其在那段时期风光无限，也正是因为红色经典过于偏执地完成其政治目的，并且没有处理好能持续激励吸引读者的道德中介问题，抹杀了它的艺术性，也扼杀了它的历史魅力。
追根究底，我认为红色经典之所以未能长盛不衰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立场的关系处理上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一直有问题。就像谢有顺所说的：“一个作家和诗人，他应该有政治立场，但是表达方式与政治家不一样……只有一个东西不能变，那就是创造的激情。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好让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创造派。强调创造，就是怕知识分子落入一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而遗忘了自身的专业精神；强调创造，就是要反抗那种反简单的政治立场和道义立场当成知识分子的全部职责的言论。”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政治是需要监督的，需要监督就说明它是要谨慎的，会变化的。而作品交付出去后，是不能变化的，以一时的政治中心为创作目的，最后必然会陷入一种被动的失败的循环，红色经典已经走向消逝，如果知识分子与政治立场的问题不能得以解决，以后我们还会看到绿色经典，黑色经典的失败，还会满怀失望地议论中国的民族文学持续发展的困境，为继续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空白而懊丧。
文学的真正作用在于什么，是新近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乱翻一通关于鲁迅作品的评论，居然有了一份答案：“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反思历史，反思国民性，使作品超越现实层面，能起到改造国民性，推动中国文化前进的功效。”这一目标，百年来也只有鲁迅实现了吧。文学史上的传世经典，从来都出自少数独立思考，卓然追求崇高主题的作家之手。红色经典却始终没有达到这个思辩层次的高度。所以它尽管是红色的，但不是经典，失去了当时孕育它的土壤，就会走向衰亡。
最后引一段马克思的话或者可以说明一点什么：历史不崇拜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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