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隐士首先想到魏晋名士，提起魏晋名士，莫名想到了“黄药师”。很多人提起“隐士”首先想到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风范，很多文人身负治国才能，却安心隐居山林抑或隐于闹市，隐逸之风盛行。
这与当时混乱不堪的政局有莫大的关系，政治矛盾激化，权利的相争从来都是为文人所不齿，在黑暗的政治斗争中，“纯粹的文人”从来都是牺牲品，朝不保夕。
再加上当时文化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玄学兴起、佛教入侵、道教兴衰不定，再加上原本的儒学，各领风骚，才子辈出。
魏晋名士无法学习儒家“积极入世”，也不愿学道家无为之思，终日在矛盾中练就了一番“中庸”思想，身在野而心在庙堂，抑或身在庙堂而心在野，也是够难为了。
在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对黄药师的所为所想非常感慨，不拘小节却敬大义，看似隐居桃花岛，实则感叹百姓安危。
在明朝时期，也有一部分文人名士成为“隐士”，他们就是以王阳明为首的心学名士。
王阳明的“心学”强势乱入，是学术界的先进思想，本可以掀起文化的改革，可惜面对明末政局不稳的因素，走上了避世的犬儒主义的不归路。
朝廷上，东林党人和阉党在血战，皇帝忙着找钱花，外面李自成、清军等消息不绝于耳，而那些士大夫们却怀着“心外无物，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的心态，成为了隐士。
这也不能怪名士成为隐士，只能怪政治斗争中无法踏踏实实的为天下做点事，无法实现他们心中的抱负，走到最后只能选择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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