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太庞杂了，把这几个人的事情说清楚，相当于把北宋中期的政治变革都理一遍，我们化繁为简，简单介绍一下人员关系。
先把上面五个人的个人基本情况理一下，我按照年龄大小排列：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太宗端拱二年（989），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入仕途，官至参知政事（副相），在宋夏战争和“庆历新政”中起到重要作用，为仁宗朝前期的重臣，于仁宗皇祐四年（1052）去世。
欧阳修，字永叔，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天圣八年（1030）才中进士，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副相）。在政治上倾向革新，庆历新政中作为谏官是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在文学上很有建树，对宋朝文风的改进作出重要贡献，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去世。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生于真宗天禧三年（1019），仁宗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官至宰相，主要政治活动集中在神宗朝，政治上和王安石针锋相对，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主编《资治通鉴》，在历史学上有重要贡献，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生于真宗天禧五年（1021），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官至宰相，主要政治活动集中在神宗朝，在位期间主持变法，在文学上也负有盛名，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生于仁宗景祐三年（1037），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政治上历经坎坷，多次被贬官外放，曾在杭州、密州等多地做官，哲宗高太后秉政时期曾短暂回朝，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个人在文学、书法、绘画上均有极高建树，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去世。
北宋文人的地位很高，到了中后期，想要在朝中做高官，不但要科举出身，而且还得名次较高。所以，宋代不少高官本身就是文学大咖，以上几位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文坛上的明星。这些才华横溢的文官在政治活动上有不少交集。
五人中，范仲淹是年龄最大，他在仁宗庆历年间主持庆历新政时已经五十多岁，这个时候，三十多岁的欧阳修正担任谏官，积极支持范仲淹推行新政。新政坚持了一年多就失败了，范仲淹被外放了，此后再也没回到政治中心，欧阳修因为题范仲淹等人说话，也被外放滁州。这个时候，后辈王安石、司马光刚参加工作，而苏轼还是个屁孩呢。
王安石、司马光是同辈人，年龄也很近，两人私人品德和才学都很好，一开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甚至还曾在一个机关工作过，是一对好同事。再补充一句，他们的上司也很有名，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公，包大人！（这世界好小啊。）
王安石在个性鲜明，政治上更富创新精神，他认为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措施远远不够完备，提出更全面的变法主张，但不为仁宗重视。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得到重用，进入宰执班子并主持变法。司马光同朝为官，认为新法一无是处，坚决要求停止新法实施，两个好朋友就此决裂。神宗对司马光的个人品德还是肯定的，希望调和二人，共同为新法出力。无奈，王安石有个外号叫“拗相公”，司马光有个外号叫“司马牛”，两人都是个性十足的人，谁也不服谁，最后司马光跑到洛阳去修《资治通鉴》去了。
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欧阳修已经是老人，在外地任官。但当年的革新派欧阳修此时也觉得王安石的新法实在是脑洞太开，无法让人接受，表示反对新法。王安石敬重欧阳修为人，又觉得人家已经是老人了，就对欧阳修抵触新法的行为没有深究。
五人中，苏轼的年龄最小。欧阳修在担任科举考官时，发现一张卷子答得特别棒，表示想录取为第一名（后来没录取为第一名，具体原因不在此展开），这个考生就是苏轼。此后，欧阳修多次对外表示苏轼文学水平了不得，自己都要避一头。欧阳修当时已经是闻名天下的大文豪，他这么一说，使得苏轼名声大噪。可以说，欧阳修是苏轼的伯乐。
苏轼在政治上也是反对新法的，但是，他又不是绝对的反对派，对某些变法措施表示肯定。随着变法的推进，新旧两大阵营势头水火，观点之争变成了意气之争，苏轼混得里外不是人，无论哪派得志，他都会不幸躺枪，所以经常被贬到外面。好在苏轼心态比较好，官场不如意就写写诗词，倒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佳作。
神宗死后，司马光被重新召回朝堂，新法全面废止。新法废止不久，司马光去世了，同年，闲居江宁（南京）的王安石也去世了。两个曾经的好友、政坛的死敌，就此离开。然而，新旧之争还在继续，在新旧的反复之中，苏轼的命运一直跌宕起伏，最远曾被贬到海南，最终在北归途中去世。
这些人的纠葛大致如此，恕不能展开了，欢迎大家补充。怎么评说这些个性十足、才华横溢的文人呢？真不好说什么。挂一首杨慎的临江仙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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