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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神宗时期，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全面推行旨在“强国”的新的政策体系，也就是历史上统称为“变法”的改革。
国家的管理之所以要改革，一般情况下无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原有的体系已经不能够激发社会的活力，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变法的意愿来自于统治者，也就是君王本身，这样就很容易成为“国策”，推行起来就比较顺理，效果也会很明显，比如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发起的秦国变法，也就是“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崛起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国家的管理体系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运行的正常进行，也就是国家“入不敷出”快要破产的时候，必须进行“以增加国家收入”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的改革，这种所谓的变法，通常是被动的，统治者对于改革的决心也是摇摆不定的。这样的改革，基本上的结局就是：以良好的愿望为出发点，经过执行的走样和跑偏，得到的常常是和改革愿望完全相反的效果，典型的比喻就是
种下的是龙种，长出来的却是臭虫。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如此。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张居正的改革，皇权相权集于一身，改革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并且尽量的不去触动“体制”这根神经。改革的效果就会更大些。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从开始酝酿的时候，就争议很大，并一直伴随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争议依然很大。
这种争议，在宋朝开启了长达七十多年党争，新旧两派势力唇枪舌剑，党同伐异，如果不是徽钦二宗被金朝掳了去，北宋被灭，估计新旧两派的党争不会停止。
王安石变法的争议为什么会这么大，大到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两派几乎势不两立？
归根到底，也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王安石的“新政”，简单的讲就是“增收节支”，在新政设计上，是以牺牲“地主士绅”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国家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那么必定会带来“既得利益者”的不满。王安石认为“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是一个理想的“国富，民也富”的好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明摆着就是奔着从富人那里增加税收去的，比如国家对商业的垄断。
在节支方面，王安石虽然看明白了由于仁宗时期（实际上是各朝的积累）的所谓仁政，整个国家因为包括军队，官员的冗员过多，加上朝廷的开支过于庞大而财政负担沉重，简单的讲，就是养的兵太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过于庞大，加上朝廷的“公务支出”太猛，使得每年的国家税收绝大部分用于养兵，养人和“三公支出”，用于支持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但是在如何节流的问题上，却没有一个系统的办法。
强调增收，而不能有效控制支出 ，这就是一个不平衡的“改革设计”。
所以，在王安石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的时候，就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保守”势力，也就是地主士绅的势力的激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国家的税收收入已经很高了，要想改革，重点应该是“节流”，而不是“开源”。
争论由此展开。
第二，王安石变法在执行层面上严重的跑偏了（鉴于篇幅就不展开论述如何跑偏），本来的“惠民政策”（比如青苗法，免役法等）到了执行层面最终变成了加剧老百姓负担的负面政策，美好的愿望最终成了让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现实。一副《流民图》让宋神宗感到了事态严重，于是，从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变成了反对变法，王安石的变革在上至皇帝下到百姓的反对声中草草收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上台了，改革的首倡者王安石被罢免回家。
而司马光对于这场出于美好愿望但设计有缺陷、执行更加离谱的“变法”进行了过分的“清算”。
这种过分的清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事更对人”。全面否定了“变法”，同时也全面否定并不遗余力的打击支持和执行变法的官员，也就是所谓的新派。
这样，以打击和反抗为主旋律的“党争”就无限的持续，最终变成了“党同伐异”，而那些改革的措施本身却没有人去认真讨论它的利弊得失以及如何完善了。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就是中国士大夫集团的所谓“道德，正义，和情怀”。改革之争总是会变成道义之争，正义之争和情怀之争。
从做事到做人，从来都是做人的那些人会很容易占到“道义，正义，情怀”的制高点。
中国的士大夫集团和他们衣钵的继承者，直到今天，还在习惯于在任何“技术，理论和执行”层面的争论当中用“道义和情怀”来占领精神的高地，似乎“精神”永远都是要高于物质。
这是因为，对于士大夫集团来讲，即使是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候，那个“匹夫”也仅仅是代表士大夫集团自己而已。而真正的“匹夫”是不配有这种情怀的。
中国的历史上，倡导变法的人，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其个人的归宿都是很悲惨的，王安石似乎是结局最好的一位。至少他不像商鞅那样被车裂，也没像后来的张居正被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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