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忠公一生在多个领域建树丰茂，研究他的文章累牍连篇。我对于欧阳公平生所为，最为感佩的是公之于人才的慧眼、诚心和雅量。
一、识才之慧眼
我国封建帝制社会里的“科举制度”自隋朝正式建立到清朝彻底终结，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是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按“科考”每四年一次推算，史上发布的“进士”榜单也至少有三百多榜。若要将这些“进士”榜的质量和影响力再来个排行，那北宋仁宗嘉祐二年的榜单会毫无疑义地列在榜首。因为在这一榜的进士群体中，产生了活跃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学、经学、军事等领域的诸多顶级大佬和精英。这些大佬如耀眼的星辰，不但闪耀在当时和整个北宋一朝的星空，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长廊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些人中，有24人在《宋史》中有他们的传记，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无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等；有9人曾担任过宰相或副宰相，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有3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他们是：苏轼、苏辙、曾巩；有2人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他们是：张载、程颢；有1人凭文才授武官且军功卓著，这个人是王韶。所以说，这一届的进士榜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科举“龙虎榜”。
人们不禁要问，是天公偏爱，让那么多顶级人才扎堆降生在那个朝代吗？当然不是。因为任何时候缺的都不是人才。唐代大儒韩愈就说“千里马常有”，而西汉经学家刘向则认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寓指处处都有人才。那为什么其他年代的人才冒不出来，偏偏宋仁宗嘉祐二年一下子那么多人才集中冒出来了呢？那只能说明主持那一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一个不常有的伯乐。这个不寻常的伯乐就是欧阳修。
在封建科举考试中，最后选拔出来的人才与当届主考官的眼光、立场以及倡导的文风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何从浩如烟海的试卷中淘出“真金”，考量的是主考官的“眼光”；挑中答卷的立场经不经得起推敲，考量的是主考官本人的水平；中举士子的整体文风则体现了当局对于整个社会文风的一种导向。历史证明，作为此届科举主考官的欧阳修，在这几项考量中几近完美。尤其是，欧阳修对于本届考生苏轼的几番评点，更是他独具慧眼的力证。
苏轼最初引起欧阳修注意的是他的那篇考场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科考结束后，阅卷的副主考梅尧臣觉得这篇文章忒精彩，颇具“孟轲之风”，于是，将它呈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当即大为赞赏，拟定为第一。但转念一想，自己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此次考试，这篇文章莫不就是曾巩写的吧？为了避嫌，欧阳修最终给这篇文章定了个第二名。后来，复试的时候，欧阳修又见到一篇让他激赏的文章——《春秋对义》。这一次，他没有多虑，将这篇文章列为了第一名。事后，欧阳修才知道，在初试和复试时分别让他印象深刻的两篇文章竟是一人所写，这个人就是苏轼。欧阳修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还表示“读苏轼书，不觉出汗”，并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事实证明，欧阳修说对了。此后，苏轼不但成为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的旗手，而且在多个领域成就卓著，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是公认的不世出的天纵之才。
一个人，生而为“千里马”，是幸运的。但伯乐之遇与不遇的境况则大相径庭。如不遇，“千里马”很可能“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如遇，则多半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北宋嘉祐二年的那场科举考试，正是因为身为主考官的欧阳修有那么一双识才的慧眼，才使得那批考生中的“千里马”最大限度地脱颖而出，把那个朝代的星空点缀得异彩纷呈。这是他们个人的幸运，也是朝廷的幸运，甚至也是历史的幸运。
二、 爱才之诚心
欧阳修性格正直果敢、爱憎分明。
对看不惯的人或事，欧阳修是不遮不掩，直言不讳的。当初，范仲淹因为批评弊政，与宰相吕夷简发生冲突，被逐出京城，贬到饶州。欧阳修替范仲淹很是不平。而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非但不从中说几句公道话，还落井下石，跟在吕夷简屁股后极力诋毁范仲淹。这激起了欧阳修的强烈不满。愤恨之余，欧阳修提笔给高若讷写了 。
信中，欧阳修说，我从听说您的姓名到与您交识，十四年中，有三次对您产生过怀疑。第一次是从天圣二年进士及弟的布告中，我知晓了您的大名。当时，我十七岁，还在随州，年纪轻，又住在偏僻的地方，与外界也没什么接触，但对于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我是听说过的，他们因文学著名于世。您虽然名列其中，但我独独没听说您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因此很疑虑，不知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十一年以后，我第二次到京师，你已经担任了御史。我虽说没同您见面，但经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对此，我又很怀疑。因为所谓正直，就
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必能明辨是非。您身为谏官，如果真的正直又有学问，怎么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什么区别呢？您当了谏官后，我们正式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以这样一副面目示人，谁会不爱戴您呢？我开始相信，您或许是个“真君子”。
接下来，欧阳修笔锋一转，说，现在从您的所作所为来看，我断定您不是个“君子”。他说，前几天，范希文（范仲淹）贬官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当时，您极力诋毁讥笑范希文的为人，我还以为您是开玩笑，说着好玩呢！哪知，我碰到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范希文。这时候，我才不再怀疑，那些话，您是真说得出！范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人都知道。如今他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而获罪遭贬，您不为他辩明无罪，又怕有识之士责备自己，于是跟着别人瞎起哄，认为他就是该贬。真是太奇怪了！欧阳修说，一个人的性格，是刚正果敢还是怯懦软弱也是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的。即使是圣人，也没法要求别人去做他办不到的事。如今，您家有老母，贪恋官位，又担心忍饥受冻，惦记利益俸禄，因此不敢违逆宰相以致遭到迁连，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顶多就做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就是朝中的君子，也会怜悯您的无能，不会多说什么。哪知道，您倒还昂首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理当受贬，希望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失。您这就是“君子之贼”。
欧阳修对高若讷的这番指责言辞犀利，气势咄咄，满篇讥讽，换了谁脸上也挂不住啊！可更辛辣、更刺耳的话还在后面！
文章的最后，欧阳修还说：范希文真的不贤吗？这三、四年以来，他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做皇帝的顾问，同僚中没有比得上他的。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了不贤的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了贤人，这是聪明之中的疏忽。那您作为司谏之官，作为天子的耳目，为什么当时不马上向天子禀明呢？您一直都是没发一言，现在，等到他罪责临头了，就跟着别人来数落他的不是。如果希文果真是贤人，那么当天子和宰相仅仅因为他不合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的时候，您就应该站出来说公道话呀！如今，您处在谏官的位置又不称职，就应该辞职，不要妨碍其他可以胜任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您居然还有脸面去见士大夫，出入朝廷号称谏官，真是不知道世上还有“羞耻”二字！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拼命为他说话，就是朋党邪恶之人了。希望您直接带上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
如此犯颜直讦，欧阳修自然没有好“下场”。之后，他被逐出京城，贬到地方上任职去了。
欧阳修的个性并不好。他性子太刚直，说话太尖刻，处事也欠些圆通。为此，他没少吃苦头。他一生三次被贬，两次被人制造绯闻，造谣污蔑，屡次被政敌们怨恨、诽谤，甚至围攻。即便如此，终其一生，欧阳修都未改其“英雄本色”。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欧阳修，对真正的有才之士，表现出的真诚和热情却是超乎异常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早年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考不中。郁闷中的他，给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附上了自己写的文章——《时务策》。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后，大为赞赏，认为“广文曾生，文识可骇”，还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他扬名叫屈。之后，欧阳修把曾巩纳入门下，进行悉心地指点。欧阳修门生众多，但对于曾巩，一直是高看一眼、厚爱一层的。他曾几次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偏爱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当时的欧阳修已是享誉天下的文坛宗主，又在朝廷身居要职，而曾巩不过是个屡试未第、一文不名的后辈小生。
同样受到欧阳修力荐的还有唐宋八大家的另一家——苏洵。据记载，当年已经48岁的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从老家出发，打算以文章为“媒”，投石问路。苏洵最先找的人是益州知州——张方平。但张方平认为，文章方面，最有话语权的当是欧阳修。于是，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带着这个信去找欧阳修。而事实上，张方平和欧阳修因为政见不同，彼此关系并不融洽。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并没有因此介怀怠慢苏洵，反而击节赞叹“后来文章当在此！”并立即提笔给皇帝写“举荐状”，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其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在皇帝面前对苏洵极尽美言。此外，他还在士大夫中间对苏洵进行广泛宣传推介。苏洵由此名动京师。
得到过欧阳修保举的人，还有王安石、吕公著、司马光等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年龄不同、性情各一、身份皆殊，但在欧阳修看来，“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是你有才，只要我有机会，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举荐。也正是因为欧阳修有这份爱才的诚心，才使得一批原本默默无闻的才俊脱颖而出，共同涤荡了他们所处的时代。
三、 容才的雅量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鲁迅和郭沫若经常互掐，冰心和林徽因彼此嘲讽，巴尔扎克和雨果素来不和，约翰˙厄普代克和汤姆˙沃尔夫简直是水火不容，连孔圣人也经常受到庄子的揶揄。所以，认可一个与自己相近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心甘情愿地承认别人优于自己，更难得！欧阳修就是这样难得的一个人。
当年，苏轼因为文章写得好，得到欧阳修的激赏。激赏之余，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要知道，欧阳修是当届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论辈份，与苏轼应该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论年龄，欧阳修已年届五十，苏轼还是个刚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论名气，欧阳修已经名满天下，苏轼则是初出茅庐；论地位，欧阳修身居要职，而苏轼尚无功名。在这样一种悬殊之下，欧阳修表示要避让苏轼，使他出人头地。这需要何等的襟怀！欧阳修还曾对自己的儿子说“三十年后，世人就只会知道苏轼，再也不会称道我的诗文了”。这等于是间接地臣服于苏轼。当然，哪怕是近千年以后的今天，欧阳修仍然是被人称道的，并必将永远被后世称道。但是，这种谦逊的态度和博大的胸怀，是少有人能做到的。
欧阳修曾在同一封上表中，一次性地举荐三个人可以为相。这三人是：王安石、司马光和吕公著。实际上，这三个人与欧阳修都有那么一点间隙。王安石是通过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曾巩才攀上欧阳修的。欧阳修在看了王安石的诗文后，也是非常赏识，到处为之延誉。他在《赠王介甫》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把王安石比作李白和韩愈，已是相当高看他了。但王安石以孟子自期，所以对欧阳修的赞誉并不领情。司马光曾在朝中力排过欧阳修。吕公著则是老宰相吕夷简的儿子。欧阳修当年被贬滁州，吕夷简就是主谋。欧阳修把这些恩怨都没放在心上，唯以公心，向朝廷举荐人才。宋代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于晦叔（吕公著）则忘其嫌，于温公（司马光）则忘其议论，于荆公（王安石）则忘其学术，世服其能知人”。事实上，确实如此。
和欧阳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玄宗时期执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李林甫。当时，玄宗皇帝想延揽人才，诏求天下士子，只要精通一艺，便可到长安备选。可李林甫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担心自己这些年来的斑斑劣迹会被人抖出来，于是，便心怀鬼胎地对玄宗说：“这些士子都是些卑贱愚聩之人，恐怕会胡言乱语扰乱圣听。”他建议让郡县长官先对士子加以甄选，将其中优秀者送到京师，然后，在御史中丞的监督下，由尚书省复试，将名实相符者推荐给皇帝。这样，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人合格。著名的“诗圣”杜甫也在那次选拔中，被筛出局。李林甫还向玄宗道贺，说“野无遗贤”。就是说朝廷已经网络了天下的所有才士，民间再没有人才了。天下人都知道，怎么可能“野无遗贤”？分明就是他想一人独大，把持朝政而排斥贤才嘛！
为了打击异己，压制贤良，李林甫没少做坏事。他做的最“坏”事的一件事就是“起用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将领担任节度使”。
当时，朝廷为了加强边防，在一些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置了十个藩镇，屯以重兵，以守护国境线的安全。节度使就是藩镇的军政长官。地位之特殊，岗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按照通例，节度使如果干得出色，是极有可能做宰相的。彼时，担任朔方等四个藩镇节度使的王忠嗣表现就很抢眼，不但立了不少军功，手下还有李光弼、哥舒翰等骁勇善战的将领。可正是这样的人，李林甫尤为忌惮。为了防“患”于未然，李林甫思前想后，决定趁早对他下手。他罗织了王忠嗣谋反的罪名对他进行诬告。结果，王忠嗣被玄宗判了死刑。后来，虽然经过哥舒翰冒死鸣冤，由死刑改为降职，但几番折腾下来，王忠嗣没多久就病死了。为了防止“王忠嗣之流”再次出现，在李林甫的建议下，朝廷把节度使都换成了胡人。理由是，这些胡人粗鲁少文，再怎么闹腾也不可能坐大成势。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是不可告人的。那就是朝廷再怎么缺人，也不可能任用胡人为相。这样，李林甫的相位又少了一方威胁。殊不知，就是这些外族人被养虎成患，领衔主导了“安史之乱”，差点给大唐王朝带来灭顶之灾。难怪史学家司马光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的衰落，罪魁祸首就是李林甫。
欧阳修和李林甫，一个爱才容才，为宋代文化盛世奠定了基础，一个嫉才排才，为大唐王朝的由盛而衰埋下了祸根。
该如何对待人才，历史早有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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