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与领袖。他的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成功地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而且在艺术上有伟大的创造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同时，他的《女神》诗歌具有前所未有的开创性，青春性与现代意识。本文着重从整体上概述郭沫若《女神》诗歌的青春性、现代性、创造性，从三个角度论证《女神》诗歌所具有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女神》 郭沫若 原创性 青春性 现代性
1921年，郭沫若同志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了。《女神》是一支不同凡响的震动诗坛的号角，又是拔地崛起的新诗开路之碑。
传统观点认为：郭沫若的《女神》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强烈的主观精神和奇特的想象，洋溢着浓郁的神奇色彩。《女神》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成功地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表达了五四的最强音，而且在艺术上有伟大的创造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开创了我国新文学革命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达到了当时其他诗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彻底地打破旧体诗词的羁绊，成功地创造和运用了崭新的自由诗体，成为白话诗真正取代历史悠久的文言旧诗的标志，从而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郭沫若的确成功地做到了“开一代诗风”。
在了解郭沫若创作时代、创作风格以及现有研究状况、成果的基础上，我提出了要从论述郭沫若《女神》诗歌的青春性、原创性、现代性，来论证其艺术价值，并将对其理性分析和艺术价值作为论证的核心部分。
一、在诗歌精神与表现内涵上，具有现代性
先看看西方现代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女神》带来的的影响；现代意识对《女神》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郭沫若是在现代意识的影响下创作《女神》的，而现代意识给了《女神》以新的灵魂、血肉之躯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女神》成为一部反映“五四”时代精神的崭新的诗集，一部充满现代意识的新诗集。他在1914年到日本留学后，从反帝爱国思想出发，接受了现代意识的影响。现代意识成了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破坏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也成了他追求的社会、人生的理想。可以说，“现代意识与爱国思想融二为一，是郭沫若彻底反对旧社会、狂热追求新社会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于是，《女神》不仅成了现代意识的载体，传播、歌颂着现代意识，而且这种现代意识在诗中是和郭沫若的反对旧社会、追求新社会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融为一体的。
再次，《女神》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与世界现代诗歌接轨、合流。外国现代进步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现代进步的诗歌是郭沫若接受现代意识影响的一条渠道和一个源流。郭沫若从歌德、海涅、泰戈尔和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中，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了现代意识的影响，而且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女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由于深受世界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使《女神》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都突破了传统诗词的束缚，开始和世界进步诗歌合流，同步发展，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女神》充满着现代意识，具有鲜明的现代化色彩。这是《女神》在思想内容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在思想艺术上取得重大成就，在诗歌领域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女神》对现代意识作了全面、系统的反映，内容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放意识
《女神》的开放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吐故纳新上：一是而对旧中国，彻底否定旧社会，彻底揭露、批判旧社会及其整个的意识形态；二是而向全世界，大胆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关于第一点，前人已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谈第二点。读过《女神》的人，不能不承认郭沫若具有开放型的世界思维。郭沫若为了反对旧社会、创建新社会，放眼世界，到处寻找革命真理。他从世界各国和中外古今的名人那里学习有用的东西，寻找思想武器，探求革命之道。在《女神》中，到处可以看到开放意识。《女神》所写的人有黄种人，白人，黑人，所写到的外国地名很多，所运用的外国典故、神话传说也很多。这无疑是开放意识的一种表现。
但《女神》的开放意识更多的表现在热情地寻觅、召唤世界新思潮，大胆地接受新事物，挚着地追求真理上。在《晨安》中，抒情主人公昂首青空，极目远望，面向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向宇宙万物问候晨安。他先向自然界的“大海”、“旭光”、“白云”、“丝雨”、“海山”、“晨风”问候晨安，并请晨风“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吧”，接着转向地球问候晨安，由中国到外国，先向“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扬子江”、“黄河”、“万里长城”等问候晨安，然后将视线扫向全世界，由印度洋到大西洋到太平洋再到日本，环视全球一周，向全世界的大洋、大海、大河以及泰戈尔、达芬奇等世界名人或名人的坟墓问候晨安。在《匪徒颂中》，郭沫若热情地赞烦了中外古今的十八位“匪徒”：克伦威尔、华盛顿、黎塞尔、罗素、哥尔栋、列宁等，诗人向他们顶礼膜拜，三呼万岁。面向全宇宙、全世界问候晨安，向中外古今的名人三呼万岁，都是开放意识的表现。
(二)城市意识
城市诗意识，即注重在现代城市中崛起的科学发展与物质文明的现代意识。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是2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在这方面的实践，可视为中国现代意识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
郭沫若从惠特曼的诗歌里，得到民主与叛逆的精神熏陶，也受到了这种赞美现代文明声音的冲击。“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现代的科学成果，城市的日常生活事物以及许多新鲜的意象，大量地涌进郭沫若的诗里，给他的作品带来了与传统诗歌绝然不同，也与当时的其他新诗比较起来题材更加开阔的新鲜的气息。但是，郭沫若并不只是一味搜寻一些新名词入诗，“以自表异”，也不是出于对物质文明的盲目崇拜而发出热情赞美的歌声，郭沫若在现代物质文明与科学成果的发展中看到了祖国新生与民族解放的希望与憧憬，看到了个人精神冲破封建束缚而得到张扬的力的源泉。
郭沫若在这些新生、奇异而又宏大的形象中，找到了完成“自我爆发”的诗歌里自我表现的精神依托。新的物质文明成为蕴藏与传达新的精神追求的渊薮，时代精神在新的意象中得到升华与弘扬到极致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看，郭沫若写的一些表现“大我”的“自我爆发的诗歌”，都间接地体现了城市诗的精神与个性。《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是改造世界的伟力和创造精神的一曲英雄赞歌。《电火光中》提供的是一个现代都市思考者的现实图景。诗人在苏武、米勒、贝多芬这些具有强烈精神力量的历史人物思考中，抒写城市诗人拥有的独特感觉。赞美物质文明与赞美新的科学成果，在深层的意蕴上，乃是诗人超越诸种形相描写所传达的更具有城市诗人特色的充满反叛与力的情绪与精神。同时，我们在郭沫若这些诗里体味到的“毁坏”与“创造”的“情绪”，也属于城市诗人这种特有的品格。郭沫若以科学的态度、精神来写对大都市的观感，生动地描绘了大都市充满喧闹，充满生机，剧烈动荡的社会风貌，反映了二十世纪动的时代精神，热情歌颂了近代的科学文明。闻一多指出：“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动的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笔立山头展望》最是一个好例”。“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的这种特质使他根本土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
(三)博爱意识
郭沫若在《女神》中，无不表达了自己对未来世界的追求，对新时代、新社会的期盼。《女神》对新时代新社会的追求，就表现在它强烈地太阳崇拜上。整个《女神》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以太阳为核心的意象群落，这种太阳崇拜的情绪，来自郭沫若对“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应，并在《女神》中以太阳意象的形式加以了审美概括，体现了对光明的向往，对“力”的崇拜，对“动”的礼赞，体现在太阳人形象上。当太阳人以暴躁凌厉之气向旧世界发起一次次强劲有力的冲击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可一世、气吞寰宇的破坏者形象。在太阳人身上，体现得更多地似乎是一种男性的粗暴。然而，当我们真正深入到太阳人的“态度”深层，即可发现，太阳人不仅有横扫千军的气概，更有宽厚仁爱的胸怀，由此构成了太阳人对外界世界双重的情感态度。
事实上，从《女神》中我们可以看出，太阳人不仅有容纳百川的宽厚，也有情满宇宙的仁爱，这使太阳人在暴躁凌厉之外，凭添了许多温暖与友善。在《梅花树下的醉歌》一诗里，郭沫若曾写下了这祥的诗句:“假使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世界不可能由爱来构成，但一个缺乏爱的世界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人生的美好。“五四”时期，“博爱”作为一种与“自由”“平等”平列的口号，曾深深地拨动着国人心灵的琴弦。
郭沫若的博爱精神，在《女神》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渴望祖国面貌的彻底革新，预言新中国的诞生;二是热爱祖国人民，祈盼祖国人民享得人生真正的幸福;三是对大自然、对儿童、对恋人、对朋友的歌颂，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广泛热爱。
对祖国的热爱我们不用多讲，先看看对人民，尤其是劳苦的大众的博爱之情。热爱祖国人民，祈盼祖国人民享得人生真正的幸福，是《女神》博爱精神一个重要方面.《棠棣之花》这一诗剧，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人对当年“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天下底姐妹兄弟”，不仅怀有深切的同情，而且发誓：“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让天下的人民“享得人生真正的幸福”，便是自己“无上的幸福”。诗人这种舍己为民，以人民的幸福为最大幸福的集体主义幸福观，永远是可宝贵的，应该加以发扬光大。郭沫若的这种崇高的幸福观，贯串于他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争取过上幸福的生活，奋斗了一生。
谈它的博爱意识，也必须涉及到郭沫若对劳农、工人和儿童生活、乡居生活的讴歌和赞美。太阳人对大自然、对儿童、对恋人、对朋友的歌颂，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广泛热爱。太阳人既爱森罗万象的大海，也爱月白风清的静夜，既爱帕米尔高原的积雪，也爱声声不息的鸣蝉……既有“司健康的女神”之男女情，也有“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之父子情，还有“新阳关三叠”之朋友情等。而这一切，汇集到《晨安》一诗里，便出现了一次爱的大联唱。太阳人博爱的胸怀，通过二十七个晨安之深情呼唤，充分体现出一种“海内百川，有容乃大”的无限爱意。
(四)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崇尚自我，蔑视偶像上。郭沫若曾受泛神一沦的深刻影响。泛神论的基本思想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将人、神与自然合为一体，即“物我无间”。将泛神论作社会化的理解就是张扬个性，崇尚自我，破除等级尊卑，打破偶像崇拜。郭沫若是个个性色彩强烈的人，从小就不肯就范于除规旧习，干了许多反抵专制、抵制压抑的事情，池接近泛神沦是比较自然的事。他的泛神论来源很广，有一部分来自斯宾洛沙，还有一部分来自诗人泰戈尔和歌德。郭沫若比格外向，容易冲动，泛神论充实了他，在他本就容易冲动的心中卷起了不息的波澜。又经“五·四”浪潮的冲击，诗人此时犹如脱缰的野马，跳跃狂奔，左冲右突。心有所感，发言为诗，这诗就以一种桀骜不驯`躁动不安的面自出现。他在《天狗》中，把自己比作一条天狗，这天狗吞吐一切，可吞日月星辰，宇宙八荒，天狗无所不能，可以主神经，脊髓、脑筋上飞跑，并且反噬自身，最后爆炸。天狗的形象是大无畏的英雄形象，是自由的化身、解放的化身、力的化身。
他极度地夸大自我的力量与潜力。在郭沫若看来，觉醒后的自我，贮满了“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而这样的能量一旦释放，便石破天惊，震撼寰宇，既像太平洋一样，可以提起全身的力量来把地球推倒，又像天狗一样，张开大嘴便可吞吐宇宙，还可以象生育万物的女神一样，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对自我力量这种极度的自信与夸张，使他处于一种狂热的自恋情结之中。《在梅花树下的醉歌》中，他不仅赞美清淡而窈窕的梅花，更“赞美我自己”;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他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但更“崇拜我”。横空出世，力盖寰宇，气吞山河。这是自我觉醒的体现，也是人格力量的体现。
(五)平民意识
郭沫若从来就没有把诗歌作为上流社会的贵族艺术理解，也没有在诗歌中“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智节制想象”，而是尽可能地发挥其丰富的想像力，最大限度地放纵感情。更重要的是，郭沫若也不是以诗的艺术形式去“涤净读者的灵魂世界，而主要是以热烈的感情激动读者，让诗歌走进民间成为大众读物。
美国民族诗人惠特曼，被人们称为称为“平民诗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所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怀，是与平民生活与意识接近的诗意诗情。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的“平民诗人”。郭沫若诗的第二个爆发期也即创作的高峰期，是受了惠特曼诗歌的影响而形成的。惠特曼的《草叶集》热情地呼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衷心赞美劳动，其自由体和雄浑、粗犷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使他“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当“五四”新诗追求着平民化特征时，那种诗的章法、格律等也就很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而更主要的是借助于诗的形式以宣泄内心积郁的感情。正是这样，郭沫若自豪地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并且愿意将自己的诗作融人到平民文化之中。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等人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缺少留学欧美的作家那种绅士式的精神气质和贵族式的文学要求，也缺少他们那种良好的文学训练和师承关系，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学主要是通过日本文化的中介而获得，这种文化修养与其本性中的平民思想以及革命性因素融合一起，构成了创作中主导思想。
作为平民诗人，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生存生命感受，那种生命能量的燎烧，那种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问，已经表现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但是，《女神》更多的则是抒写了一种平民的人生情怀，写出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凤凰涅磐》中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他期望着自我与群体的“涅磐”与“新生”，也推望着自己成为一个偶像破坏者，诗作中体现一种平民式的反抗精神:“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梅花树下醉歌》)。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理想进行了更加平民化的解释:“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最终的胜利总参在吾曹!/至高的理想只在本劳!”(《巨炮之教训》)这种空泛的理想带有平民化的社会理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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